缘起 小说作为叙事文学之一种，自其产生以来，向来是文学产品的重要一脉。徜徉于古今中外许多著名小说的浩翰海洋中，我们常常会为其叙事表现的巧夺天工、瑰丽神奇而惊叹、而折服！在这一奇妙的文学世界中，我们还经常领略到作家们叙事风格的多样化。诗意叙事作为小说叙事诸多策略中之一种，在多样化的叙事风格里占据着极重要且极独特的一席之地。 以小说创作的“诗意叙事”作为本文述证的中心命题，我们主要基于这样两条基本事实：一是经由世界各国大师们数千年的践行，小说这一体裁在积淀了繁富经验的同时已开始面临着自身发展的一些难题。应该说，在东西方分别于近代经历了小说创作的某一巅峰后，这些难题的涌现是不可避免的，符合艺术发展的总体辩证法。近年来，东西方文学界、理论界不约而同地开展起关于小说出路的论争，就是一个显证〔1〕。二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不少（应该说是大多数）小说作家都在有意识地以创作实践来探索这些高难度命题，当代世界文坛已经有了一批突破传统叙事模式、体现诗意叙事特征的佳作陆续问世，为我们对这一命题进行理论概括储备了材料。上述的两条基本事实，亦分别在必要性、可行性两方面对我们将探讨的问题的意义予以佐证。 我们这里选取了《红楼梦》作为诠析与述证的范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从现代叙事学的视点来破解《红楼梦》的叙事之谜，更重要的，我们意欲藉此来阐明中国古代杰出叙事作品所蕴含的某些艺术共律，从而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某些启示。我们认为，正如“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希腊艺术和史诗“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2〕一样，产生于清代并深深打上作家个人烙印的《红楼梦》，至今依然是我们难以超越的一座艺术高峰〔3〕我们所讨论的“诗意叙事”论题，正是从对《红楼梦》的艺术分析中提取出来的。《红楼梦》既是这一论题得以生发的土壤，又为我们论题的述证与展开提供了主要的文学实例。 《红楼梦》诗意手法之一：新奇时空与鲜异视角 阅读《红楼梦》的人，都会首先惊诧于交织其间的新奇时空观念与鲜异叙述视角。我们觉得，这一接受过程中最为直接的审美感受，恰是其诗意特性的首要表现。从创作心理角度看，时空设置的新颖化应当是作家突破传统叙事观念苑囿、刻意追求诗意叙述效果的紧要一环。事实上，对于要叙说的故事的时空逻辑，作家本人是了然于心中的；东西方传统的叙事文学，一般也正是按照事件发展的线性顺序来铺述的。这种线性铺述可以满足读者对“故事性”的寻求和他们“探秘”的心理，却难以在艺术创造的层面给读者以较强的审美刺激和审美愉悦。 《红楼梦》中叙事时空的变幻是通过叙述视角的转换而实现的。《红楼梦》前五回为全书总纲，这已为很多学者所指出。从作品叙事技巧角度看，则前五回亦是全书中叙述视角变换最为奇特频繁的一段。总体看来，不妨作这样的线性拆解：作者（自嘲创作心态）——说书人（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例常交待）——空空道人与石兄（对话）——石头（自述）——说书人（“说明”《石头记》缘起）——说书人（开始讲故事）（以上第一回）——贾雨村（第二回）——林黛玉（第三回）——贾雨村（第四回）——贾宝玉（第五回）。这里，“作者”视点与接下来的“叙述人（说书人）”视点、“叙述对象（人物）”视点一起，再加上作品被读解过程中的“读者”视点，共同构成多层交错、异常复杂的“视网”；与此相关，曹雪芹采用了立足过去、从现在“预告”未来的“过去将来完成时”的叙述角度，叙述人开始是凸现的（即“列位看官”的称谓者），到后来则渐近无声隐去，而不时又在故事背后“跳”出来，给读者以警示；同时它又通过一系列诡谲的梦境预述来先验性地暗示人物的宿命结局。叙述视角的变换不仅引起了叙事内容的更迭，更为重要的是，它使读者在这一变换中置身于一种扑朔迷离的艺术境地，它与作品时空的变异是密切关联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引入两位当红的世界级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来同曹雪芹作一比较，以进一步推究《红楼梦》叙事的现代内涵及诗意实质。选定这两位作家作为参照的个案，是有着多方面的艺术考虑的。首先，马尔克斯和昆德拉在各自的小说作品中分别展现出强烈的“诗意倾向”，这一点与《红楼梦》极为相似，对其分别加以考察，十分有助于阐释我们的论题；其次，这两位作家均为当今世界文坛的小说巨擘，在某种意义上各自代表了其祖国迄今为止叙事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如同无论就叙事内容的复杂性而言还是拿叙事形式的综合性来说，迄今为止中国仍未出现胜于《红楼梦》的小说一样，加·马尔克斯以他不朽巨著《百年孤独》（又译《一百年的孤寂》）获得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已足可证明其非凡的文学成就，而米兰·昆德拉通过十余部小说、文论奠定起的世界性文学地位也毋庸置疑成了这方面的不证之证。近据日内瓦国际书籍报刊沙龙发起单位之一的瑞士《周报》的评选，加·马尔克斯和米兰·昆德拉分列“健在的最伟大作家”第一、二名〔4〕。再次，还因为在地域上，两位作家的创作分别体现了欧洲（地球西方、中西欧——捷克、法国）和拉丁美洲（地球南方、哥伦比亚）的诗意的叙事风格，这恰可同《红楼梦》所显示出的亚洲（地球东方、中国）的叙事特征形成有机对照；从社会政治角度看，这三位作家生活的民族时代又都充满了“被欺凌和被侮辱的”惨痛历史记忆——对于曹雪芹而言，满清的统治已不仅仅造成他个人思想上的诸多“块垒”，更是整个中华民族蓄积久日的共有心理沉淀；加·马尔克斯笔下描绘的怪异景观也不啻为他的祖国哥伦比亚独有，更是整个南美大陆历史处境的文学写照；而米兰·昆德拉尤甚：在经历了国破家亡〔5〕之后，深重的民族沦丧感已成为其诸作不断咏 叹的主旨之一。我们这里遴选的两位比较对象，绝非是为比而比，而是试图通过一种平行研究，为《红楼梦》提供一种世界文学的参照，从而在一个现代叙事学的角度形成对其诗意叙事手法的互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