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位学者曾指出：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不仅研究课题的提出具有时代性，而且研究课题的解决也具有时代性。因此，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关键似乎并不在于一以贯之的“我注六经”，而在于不断翻新的“六经注我”。换言之，一个研究者不应一味因袭陈旧的研究课题，而应面向时代，从时代的走向上撷取最富时代感的研究课题，从而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允溢强烈的时代感和旺盛的理论活力。〔1〕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这样一种传统观念：有史无情是史官所长，有情无史乃诗家之风。于是，对于历史人物（其中当然包括古代作家、艺术家），古代的史学家记载的大多是他们的外在事迹，比如思想、学说、著述、政绩等等。而其丰富的心灵世界和精神历程，这本应是他们所有事迹的出发点，却恰恰被一般的史家所不介意而又常常成为无聊文人们拿来虚构和演绎故事的素材。在这样认识的局限下，那些波澜起伏的时代心潮，那些在各种各样物欲和意志支配下活动着、较量着的文士们，他们的心路历程和心态变迁的历史似都不见了。其实，历史过程和发展及诸种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心灵，而心理结构正是浓缩了的人类历史文明，文人的创作则又是打开时代灵魂的心理学。基于这一点，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应是人类的心灵史。也许正是根据这一认识，几年前我曾提出“不妨把文学史作为心史来研究”的命题。当时我认为，我们再也不能满足和承认文学是“人学”了。我们似应看到文学实质上是人的灵魂学和人的性格学，而一部文学发展史，从有机整体的观念来看，它是一部生动的、形象的、细腻的“心史”。因此，“发皇心曲”的作家灵魂的研究，细致入微的作家心态的分析，就会很自然地提到日程上来。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我们看到了文史界同仁对人类的心灵历史的越来越大的关注、对一个时代的情感和思潮的关注。这一转变，无疑是与国际文史学界对心态史、心智史的关注同步发生的。就笔者视界所及，就有罗家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1991年），幺书仪先生的《元代文人心态》（1993年），蔡翔先生的《此情谁诉》（1994年），董乃斌先生的《文化紊流中的文学与文士》（1995年），袁济喜先生的《人海孤舟》（1995年），朱义禄先生的《逝去的启蒙》（1995年），张志忠先生的《迷茫的跋涉者》（1995年），张毅先生的《潇洒与敬畏》和刘武的《醉里看乾坤》（皆为1995年出版）。〔2〕他们自觉地向我们打开了洞悉历史深层奥秘的新窗口，由此，人们看到的是往昔岁月中各种人的动机、欲望、气质、性格、情愫、智慧、能力、处世观、生死观等精神状态，看到群体幻觉和重要历史人物和著名作家的各色心态。于是，知识分子〔3〕的研究视野开始真正拓展到内宇宙。这无疑是深化了对人的本体和人的实践的认识和感受。 二 我们企盼一部成功的文学史，不仅仅是从中看到文学的史实及其发展的一般轨迹。我们期望看到的是凝结在文学作品中反射出作家精神的主体运动，从而看到时代的灵魂、民族的灵魂。所以要审视历史运动，不能忘了窥探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历程。因此，文学研究者在审视文学发展历史时，必须伸进作家的思想、感情、性格、气质中去，特别是伸进游移不定的心态中去，这样才能显出“不朽”的神韵来。 然而，我以为，作为心灵史的最细微处、最微妙处的心态的研究，似应有别于思想史和性格史的研究。如果说，思想性格、人格气质等等在成熟后，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心态则是一种精神流动体，它更受个人遭际、社会精神、时代思潮乃至政局的影响，而不断变动游移。进一步说，作家之间最深层最重要的差别是心灵和心态，而其他一切差别，都是更表层的.因此在我们认真观照作家的心态时，我们往往发现，它不是在“过去”就已经凝结成型的。所以，心态乃是“尚未”被规定的精神现象，它当然和思想、性格、密切联系，然而它总是处在“制作”之中，“创造”之中。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在观照一个作家或一个历史人物时，往往只看到链索的两端，即只看到心理过程的开端和结局。而对于整个链索，也即是整个过程，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几乎成了一种研究的制作模式，正是这种模式往往窒息了研究者的才智，挡住了研究者的视界。令人读来神旺的是近年出版的这十几种研究文人心态的新著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模式。他们在把握文人心态时，引起其无限兴趣的，恰恰是“过程”本身。他们注意并善于捕捉文人内心生活中多样的、迅速变化的心态，用敏锐的眼光，睿智的洞观力把握住文人内心生活依稀可以捉摸的那一瞬间，使“过程”丰富多采，并以细腻的、敏锐的、深刻的辩析力加以透视解剖，从而使“过程”显得具象化、明晰化。而读者跟着他们的观察得以心领神会，心悦诚服地认同他们对“过程”的理解。这种“过程”，就是注重心理运作的辩证法，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学术的思维方法越来越走向成熟——从单向思维向多向思维的发展。 罗宗强先生著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在对作家心态变化的研究方面是出色的。作为“悲剧的典型”的嵇康，历来是人言言殊，特别是关于嵇康的被杀的原因更是莫衷一是。从江淹一直到后来的夏完淳都在嵇康的志向高洁上做文章，“于是猜想嵇康的心态是邀游尘埃之外，不与流俗为偶”。陈祚明则以为，嵇康的心态，主要是愤世嫉俗。而罗著则从《答难养生论》等文章中引发出，嵇康从内心深处不愿追求仕禄，不愿参预政争，是因为“他有着一种傲视世俗，以己为高洁、以世俗为污浊的心态”。至于他的被杀是由于嵇康“处处以已之执著高洁，显名教之伪饰。而伪饰，正是当时名教中人之一要害”。而嵇康的执著存在，对于伪饰的名教中人实在是一种太大的刺激，他为司马氏所不容，就成了必然的事。这种从思想、感情到心态去分析嵇康的被杀，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