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显著加快，导致大量乡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1]。这种人口大迁移不仅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分布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传统家庭结构与情感维系模式。尤其是对于离乡务工女性而言，她们在承担传统母亲责任的同时，还需适应城市生活并参与经济活动，以改善家庭生活质量、提升自身社会地位[2]。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流动人口达到3.76亿，占总人口的26.1％，其中离乡务工女性比例上升至31.1％[3]。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战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其中的关键成就之一[4]。政府持续加大对农村及偏远地区通信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有效缩小了城乡数字鸿沟和居民收入差距[5]，提升了村民的知识素养[6]，尤其是进一步增强了乡村女性的独立意识和社会流动性。在此背景下，智能摄像头等数字技术逐渐普及，成为连接城乡家庭的新桥梁，特别是在家庭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研究从2015年开始，聚焦于华南某社区的超市、美容院和餐饮店等场所就业的离乡务工女性群体，通过长期的人类学民族志调查和现场观察，旨在探讨数字技术(如智能摄像头等)如何影响这些女性的社会空间变化及其情感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智能摄像头不仅成为了家庭内部沟通和情感联系的重要媒介，还有效提升了远方父母对孩子教育的参与程度。更重要的是，它帮助缓解了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匮乏的困境，使得乡村不再成为教育的荒漠。 本文旨在从情感地理的角度，深入分析数字技术对离乡务工女性社会空间变化的影响，并评估其对缩小传统阶层差距和促进城乡间流动的作用。研究强调了智能技术在增强家庭情感关系和个人情感方面的潜力，为相关民生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依据。此外，本文还揭示了数字技术如何改变家庭教育模式，对理解现代社会中家庭角色和技术应用之间的复杂互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 理论基础 1.1 情感地理 情感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西方地理学家开始逐步意识到情感在社会空间塑造和社会身份构建中的关键作用。这一学科受到女性主义、人文主义、身体地理学和非表征理论的影响[7]，2001年，Smith等[8]正式提出“情感地理学(Emotional Geographies)”的概念后，该领域迅速发展，成为地理学的重要分支。情感地理学主要探讨情感的空间性问题，旨在厘清情感与身体、情感与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9]。它强调人、空间与情感三者之间的动态联系，并认为没有情感浸润的空间是不完整的。段义孚[10]指出，空间不仅是几何体系或物质实体，更是通过人类实践形成的情感场域，如集体活动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都促进了个体的社会融入。非表征理论作为情感地理学的核心理论之一，重视具身化的情感体验，即身体和情绪对空间的主动塑造。这种方法能够捕捉人们日常生活中瞬时且动态的情感和行为[11]，关注身体与日常生活、技术与瞬间现象之间的联系[12]。因此，非表征理论为理解智能摄像头等数字技术在实际使用中产生的即时情动氛围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情感地理研究中，西方的情感地理研究起源相对较早，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既有宏观层面对不同种族和阶级的社会群体[13]的关注，以及中观层面对城市和乡村情感空间的关注[14]，也有微观层面的探讨，如关注家庭[15]、社区[16]等私密的情感空间。而在国内，情感地理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微观层面，重点在于个人的情感体验，例如王敏等[17]基于环境心理学视角探讨中国跨境流动人口的国家感，宋宗员等[18]则以广州的非洲移民为例分析跨国移民的城市感知及其情感机制。然而，对于数字技术的情感体验研究尚显不足，特别是关于新兴数字技术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情动氛围。所谓的“情动”，就是身体感知所触发的强烈情感波动，是生命力和内在欲望流动的展现[19]。“情动”的概念与理论的提出，是对传统身心二元论及其所衍生的情感概念的一种重新思考[20，21]，它对于理解离乡务工女性的身体的直接体验和情感动态过程起到理论指导的作用。本研究所探讨的智能摄像头正是充当了不同身体与物体之间的桥梁，它实现了跨越物种、文化、时空和技术界限的感知融合，促成了“异质感官相互交融”的独特时刻[22]。基于数字技术，人们能在短时间内体验各种不同的情绪，感受到生命强度的频繁变化。这种情动是无意识且充满欲望的，体现了身体在混乱无序变化过程中的自然反应。同时，平台上个体所共同营造的情感动态氛围还会进一步影响个体的情感状态[23]。 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情感地理学视角，探讨智能摄像头等数字技术如何影响乡村女性的社会空间变化及过程中的情动氛围。研究不仅丰富了女性主义和情感地理学的研究，也从新时代背景出发，揭示了数字技术如何重塑人们的空间感知体验和个人情感状态。 1.2 情感地理与城乡流动性 流动人口一直是情感地理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国内外的具体研究主体有所不同。国外研究主要侧重于跨国移民的情感地理研究，而国内研究则更集中于地方感、城乡流动等议题[24]。本研究聚焦于城乡流动性问题，探讨数字技术对离乡务工女性情感空间的影响机制，特别是她们在城乡流动过程中所经历的情感变化及其对身份认同和归属体验的塑造。 中国的城乡流动性主要指人口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流动和迁徙行为的活跃程度，是当前社会面临的重要议题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跨地域流动限制逐步放宽以及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扩大，城乡流动人口数量显著增加，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25]。但是，多数离乡务工女性长期生活在乡村，对家乡和家庭有着深厚的地方依恋。这种“人-地”情感联结是人文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即个体与地方之间积极的心理联系与情感纽带[26]。当这些女性进入城市空间时，尽管她们追求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提升，但依然保持着对乡村和家庭的情感依恋。这种情感纽带不仅体现在她们对家乡的记忆和思念中，也通过智能摄像头等数字技术得以维持和强化。曾敏等人[27]指出，流动的女性实现了从乡村私密空间向城市公共空间的跨越。在城市空间中，她们的身份认同经历了复杂的重塑过程：一方面，她们作为城市劳动者，试图融入新的社会网络并获得认可；另一方面，她们作为母亲的角色并未改变，反而因为与孩子长期分隔两地而更加凸显。数字技术如智能摄像头等使得她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孩子的日常生活，缓解了亲子之间因物理距离造成的疏离感。这种技术应用帮助她们在城市生活中构建了一种新的身份认同体系，即既是在城市工作的劳动者，也是远程陪伴孩子成长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