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价值①作为“南方国家”的演变和衍生概念，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有机构成，对构建全球各国各民族和平稳定的国际关系，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价值。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南方”价值不再是对快速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影响全球政治格局这一现象的单方面强调，而演变为一组指导“全球南方”多领域现代化发展的价值束[1]，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嵌入了部分“南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之中。因此，密切关注“南方国家”在当前政治经济格局之下的新发展实践，系统识别“全球南方”价值的科学意涵，对扩大并筑牢“南方国家”的发展共识，持续推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进步和居民福祉跃升具有重要意义。 相较于“全球南方”价值在全球实践层面上的稳步推进，相关理论研究却一直在哲学基础层面呈现出贫乏状态[2]。一方面，既有成果仍主要聚焦于国际政治关系领域，片面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对当前全球政治格局和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忽视了“全球南方”价值在指导第三世界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属性，缺乏对“全球南方”价值现代化意涵基本内容的系统探讨。另一方面，受限于一元论的世界观，相关成果往往在无形中套用“北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相关范式、理论和经验[3]，以普世价值解释乃至替代“全球南方”价值，以对抗主义取代沟通合作，容易将“全球南方”的和平崛起引入全球霸权洗牌争夺的误区[4]。为此，有必要从“南方国家”现代化发展案例出发，结合和合观、系统化的理念，科学梳理“全球南方”价值的基本内涵。 袁家村作为中国西北地区依托乡村文旅产业脱贫致富的典型案例，其发展语境对指导“南方国家”中微观乡村地理空间的现代化发展，深度诠释“全球南方”价值的概念内涵无疑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袁家村乡村文旅实践涉及人口、环境、文化、景观、产业等多重元素的盘活与整合，其发展经验对于示范特定区域内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的多领域协同发展，提升区域的内部整合度和外部竞争力至关重要。同时，袁家村文旅发展未明显受到外部资本的裹挟，是地方政府与本土居民协同合作、独立自主的发展成果，深度契合了“南方国家”中微观地理空间的发展需求。因此，本文在回顾“全球南方”价值研究进展的基础上，解析袁家村文旅现代化实践所开创的多种发展语境，以更具实践主义和发展主义的视角解析和拓展“全球南方”价值的应有内涵，并尝试探索广大发展中国家乡村地区转换应用“全球南方”价值的行动框架，以求为“南方国家”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概念基础与研究方案 1.1 “全球南方”的价值逻辑 “南方”概念起源于1926年的意大利，最初指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被北部地区的资本家当作殖民地进行剥削的意大利南部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盛极一时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和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在原西方殖民地建立起一大批独立主权国家，因其在政治地位、经济诉求、外交立场等领域的相似性，而被称为“南方国家”。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再次凸显了广大“南方国家”在全球政治外交领域的重要地位，并由此在多个领域掀起了一场面向“全球南方”的研究热潮。这一背景下，“全球南方”价值首先呈现平衡国际政治利益格局，对抗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推进全球力量多元化发展的国际政治意涵[5]。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全球南方”仅是一组具有相似政治经济利益诉求的国家松散集合，缺乏沟通协调的有效平台和渠道，单纯强调“全球南方”价值的国际政治意涵无法消除当前国际秩序的失序隐患。 为强化“南方国家”间的内部联系，近年来着眼于现代化发展的“全球南方”价值意涵逐渐浮现。这种概念意涵在关注国际政治领域的“全球南方”力量崛起之外，更强调“南方国家”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现代化发展理念[6]。经济层面上，近半个世纪以来“南方国家”对北方发达国家的依赖附庸地位逐渐弱化，其经济总量在全球GDP总额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37.05％增长到2019年的57.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80％[7]。“全球南方”价值的经济意涵应是培育和强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力方面持续进步的发展态势，指导广大“南方国家”探索经济稳步发展、人民生活富足的现代化道路。文化层面上，“全球南方”价值本质上是对多元文化之间独立发展、平等交流共存模式的倡导，强调“南方国家”对本土文化的保护、延续与创新发展，对外来文化的尊重、借鉴和理性对待。正如《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所强调的：文化多样性“使人类有了更多选择，得以提高自身的能力和价值观，并因此成为各社区、各民族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一股主要推动力”。“全球南方”价值的现代化意涵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存在有机连通的关系，共同服务于为全人类谋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 面向现代化发展的“全球南方”价值在联通多个领域的同时，也秉持着一些基本的价值主张。首先，“全球南方”价值代表着一种充分审视自身发展现状和竞争优势，制定符合本土化、特色化、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范式[8]。和处于后现代阶段的“北方国家”不同，多数“南方国家”尚处于现代化乃至前现代化阶段，其社会样态、人口结构、地理环境、产业经济等受现代化浪潮的同化作用较弱，呈现出更显著的多元化特征。“南方国家”在生态环境、矿产资源、原生文化、人口规模、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为其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强有力的潜在支撑。另外，这种基于自身优势的现代化道路，将“南方国家”发展建立在本国的优势资源基础上，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北方霸权国家所设置的发展门槛，甚至还能将自身现代化与“北方国家”发展实现利益捆绑，从根本上赋予“全球南方”价值更强劲的现实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