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概念的西西弗斯困境与破解路径

　　1 引言

　　在地理学基本概念与原理的议题中，地图一直都是学术对话的生发点与争论的焦点。这源于学界对于地图价值的基本共识：地图作为人类地理文明的开端与地理知识累积演变的基础，深刻影响着地理学的属性范围、思维形式和实践样态，同时制约着人们对地理学功能的全面认识[1-2]。到底什么是地图?学术界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清晰完善且不具争议的概念[3]。从乐观的角度看，地图概念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表面上并没有对地理学的发展产生太大影响，反而释放了地图的丰富内涵，促成了“大家小派”的学术流派分野，形成了多样化的概念框架、研究范式和实践路径，呈现出交相辉映、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之景。然而，从理性的角度看，理论逻辑的系统性缺失引发了认知缺陷和理解危机，不同研究范式对地图的认识各持己见甚至完全对立[4]，难以达到深层次的有效对话和交流，造成了对地图概念趋于回避或不愿谈及的尴尬境地。更需要警醒的是，在面对地理学新现象、新实践和新问题时，惯常的地图概念体系表现出理论失效和逻辑失语的“地图学虚置”困境[5]，由此不断涌现各式各样、千差万别的“新”地图概念，这让地图概念陷入了西西弗斯困境。所谓西西弗斯困境，常用来比喻人类面对看似无意义但不得不重复的行为或制度性循环，它强调一种徒劳的坚持或永无止境的努力。地图概念的西西弗斯困境，指的是在不断变化的媒介环境和社会语境中，学界和业界对“什么是地图”这一基本问题持续追问、反思和重构，但始终难以达成共识或确立稳定定义的循环性困境。

　　Kitchin等[6]和Perkins[7]在梳理地图概念的过程中发现，众说纷纭的观点无非是把地图的某个特定属性还原成地图概念罢了[6-7]。地图的概念并非人类思维的“康德式”先天框架，而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与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等多种现象纠缠交错。当下对地图的任何一个概念定义，都难以一劳永逸地揭示其如“斯芬克斯之谜”般变幻莫测的多重面孔。在此背景下，能否寻求一个阿基米德支点对地图概念展开追问和厘定，不仅是一个涉及学科立命的核心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乎当代地理学繁荣发展的现实问题。鉴于此，本文首先借鉴科学哲学家Kuhn的范式理论[8]，对既有地图研究的理论范式进行归纳和凝练，在融通理论流变的过程中系统性回答“什么是地图”；其次，从人类如何关注地图、地图以怎样的形式被人类使用、人类如何认知与发展地图3条路径入手，层层深入地剖析地图概念西西弗斯困境的根源；在此基础上，通过锚定逻辑起点(超越二元论思维)、逻辑展开(正确理解地图的多样态)和逻辑路径(建立开放的概念框架)，有针对性地确立破解地图概念西西弗斯困境的理论逻辑；最后，提出迈向概念开放的地图研究新范式，以期为认识和理解地图提供更基础、更深层的视角，进而为推动地理学基本理论的创新和突破，做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2 地图研究的理论流变

　　作为一种自我认知意识的抽象表达，概念是将事物的本质属性加以整理和归纳，所形成的高度理论化概括。任何一个学术概念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建立在相关理论成熟和突破的基础上的。因此，扎实的理论溯源与流变分析，是系统梳理和反思地图概念的首要前提。范式是在特定历史和社会发展背景下，学术共同体所共享的基本观念、方法准则、参考框架或政策纲领[8]。对于地图研究而言，范式体现了研究者对地图本质、知识来源与研究路径的整体认知。范式的划分主要依据认识论(Epistemology)、本体论(Ontology)和方法论(Methodology)3个维度来展开，因为它不仅关涉“地图是什么”(本体论)，还关涉“如何认识地图”(认识论)，以及“用什么方法去研究地图”(方法论)。这样的划分有助于厘清不同地图研究背后的知识逻辑与理论张力。鉴于此，本文以地理学既有的范式分类为参照，结合地图研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表现形式，剖析地图本质思考与争论所蕴含的基本假设和认知观念，区分出地图研究的8类理论范式(表1)。

　　

　　2.1 经验功能主义范式

　　经验功能主义范式立足于功能取向的学术立场，强调经验事实并反对形而上学，认为地图运行的规律来源于实证的现象、事实或者经验[4，9]。在本体论上，经验功能主义范式秉承朴素的现实主义，认为地图是独立于人的感官和意识的客观存在，并存在特定的运行规律。在认识论上，经验功能主义范式坚持客观主义，坚持地图与认知主体的主客二分，强调地图研究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10]。在方法论上，经验功能主义秉承经验主义，借助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来发现地图的普遍规律，注重准确性、客观性和真实性[11]。20世纪初，Eckert等德国地图学家对历史上地图设计开展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后指出，虽然地图设计者在个体特征、专业背景、主观决策上存在差异，但在制图过程中演绎与归纳思维过程并无太大差异，并将这种现象归因于地图逻辑(Map Logic)[12]。正是因为地图逻辑的存在，制图者的主观冲动(如艺术想象力)能够被有效约束，并以此保证地图的客观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地图逻辑理论的发展被迫中断。战时，宣传机构借助地图作为意识形态工具，通过符号设计向公众传播经过扭曲、带有偏见的信息。经验功能主义理论由此开始兴起，研究者将关注点转向地图的信息传递功能，强调通过设计规则实现有效传播，以服务特定的政治、经济、商业和军事目标。为了研究这些功能，北美的地图学家对地图及用户构成的系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以期为保证设计规则的有效性提供“客观”证据。在此基础上，地图信息传输模型[13]认为信息是可替代的，而地图则是信息传输的媒介。地图设计者将心理模型转换为地图后，地图读者又将地图转换为心理模型。这一信息传输过程则是一种自然存在的客观规律。制图者仅需要最大化信息量和最小化噪声就能制作信息传输效果最佳的地图。为了最小化噪声，后续的地图研究采用行为主义的方法论，开展了大量“假设—验证”式的经验研究(例如任务实验、问卷调查、记忆测试等)，以量化分析方式呈现地图在信息传达中的共性规律，或者制图者和读图者的共同习惯与心理反应[14]，表面上推动了地图制图理论的积累与完善，实则多停留在现象层级的描述。经验功能主义范式倾向于将地图简化为信息传输的工具，醉心于其技术功效与传播效能。这种理论路径强化了地图的工具理性，却难以揭示地图实践的深层逻辑与复杂机制[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