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危机”成为全球人文学科讨论的高频主题，招生数量萎缩[1]，学科屡遭“关停并转”[2]，引发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在被誉为“诗哲之国”的德国，人文学科同样面临质疑与挑战。在失业、债务负担、地区冲突、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融资等复杂议题方面，德国人文学科常被批评为“置身事外”。在大学体系内部，人文学科亦面临一系列结构性掣肘，资金与人力不足、制度缺失、行政管理僵化、决策官僚化、师生比例严重失调、教师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层出不穷[3]。 在危机面前，德国学者却显得从容淡定。从更长时段观之，德国人文学科对“危机叙事”并不感到陌生。有研究指出，人文学科危机可追溯至1872年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分化。此后，德国人文学科分别经历了1945年的“社会科学化”(Versozialwissenschaftlichung)和1986年的“自然科学化”(Vernaturwissenschaftlichung)两次危机[4]。有学者甚至将这种周期性危机叙事视为德国人文学科提升自身影响力的策略[5]。然而，不同阶段的危机指向并不一致，人文学科的应对路径也各不相同。进入“大科学”(BigScience)时代，德国人文学科通过发展“小学科”(Kleine Fächer)，加强社会参与和跨学科协作，以更具适应性的议题设定和方法取向回应“实用性”要求，在重压之下焕发其公共价值与学术生命力。 一、“大科学”时代的学科组织 “大科学”指规模尺度较大的科学装置、项目和工程，具有资金密集、人力密集和时间跨度长的特征[6]。已有研究认为，“大科学”会对科研惯习与组织逻辑产生影响。第一，“大科学”带来了科学家角色的分化。一部分研究者成为精通仪器技术与管理的“平台科学家”，其工作评价标准是对项目的贡献，而非单纯的论文发表[7]。生物、化学、材料科学等学科则化身“用户”，需要根据大型设施的技术能力从事研究，知识生产模式从假设驱动向数据密集型探索转变[8]。 第二，“大科学”带来了组织变革，许多学科成为“大型机器上的小科学”[9]。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基于共同的研究议程建立长期协作关系，“互补合作”成为“大科学”的核心组织模式[10]。为了应对大科学中蕴藏的多重逻辑，科研组织通过分割基础设施、引入官僚治理和标准化等策略来应对复杂性[11]。 第三，“大科学”带来价值观与文化的变革。有研究者认为，当人们提及大科学，可以将之视为①一种“过多、过大和过慢”的病态现象，或许更应该称为“肥胖科学”；②一种科学数量增长的现象；③指仪器设备；④作为工业生产；⑤作为大企业中大众化科学工作者的伦理问题；⑥作为科学政策现象；⑦以宏大研究机构为形式的制度；⑧作为(国家的)科学文化；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12]。 已有文献关注到了“大科学”对于科研组织和文化产生的影响，但是其关注点通常集中于传统的理工科和医学领域，而忽视了人文学科可能受到的影响。实际上，“大科学”这一概念最早就来自人文学科[13]。古典学家、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蒙森(Theodor Mommsen)曾经希望全面编纂古代拉丁铭文，出版《拉丁铭文集》(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CIL)。然而蒙森发现，这一工作不仅仅是普通学术工作的“放大版”，还需要变革组织和文化。于是他将这座科学“宏伟大厦”称为“大科学”(Großwissenschaft)，“科学也有其社会问题；正如大国和大型工厂一样，大科学——非由一人完成，但由一人领导——是我们文化发展的一个必要方式”[14]。蒙森也被视为“大科学”概念的首倡者[15]。 “大科学”概念来源于人文学科研究，那么在“大科学”时代，人文学科要如何应对“大科学”的挑战?本研究将视角转移到德国，考察“大科学”对人文学科发展的影响。一方面，德国是“大科学”理念最早的实践者。一百年前，“大科学”概念催生了“德国科学应急协会”(Notgemeinschaf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即后来德国最重要的科研资助机构“德国研究基金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DFG)的前身。战后，为恢复科研竞争力，德国政府将“大科学”作为科研资助与组织的核心模式。进入20世纪60年代，德国政府明确将能源、环境、医学等战略性领域作为重点，并依托“大科学”模式推动大型研究设施与跨学科项目的建设。另一方面，德国人文学科对世界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其思想体系的构建、现代教育模式的奠基、对西方乃至全球文化思潮的深刻塑造，以及涌现出康德、黑格尔、尼采等全球思想巨擘，构建了从唯心主义到存在主义的宏大知识谱系，奠定了现代人文学科的基础。时至今日，尽管德语不再是学术领域的通用语言，但德国的人文学科依然在全世界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恰如德国科学委员会(Wissenschaftsrat)所言，“总体而言，德国人文学科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驻留、参与国际委员会和会议、担任国外期刊编委、进行国际合作、担任评审以及发表期刊论文，都已成为学术职业生涯中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专业文献，尤其是专著，通过翻译在国际上广泛传播”[16]。这一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大科学时代的人文学科，为人文学科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