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时代，大学何为

　　目前，人类正在步入一个全新的生态时代。这一时代所蕴含的不仅是应对生态危机的迫切要求，更是一种对人类社会、技术与伦理结构的重塑。在此背景下，植根于工业社会的传统大学理念、组织形态与制度安排，正遭受着全面而深刻的冲击。大学不能被动地适应变革，而必须在重塑生态时代中发挥能动性。“生态时代，大学何为”，是关于大学存在价值和合法性根基的追问。然而，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似乎并未对这一问题作出深刻回应。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面临生态危机的当下，当代高等教育哲学家、伦敦大学荣休教授罗纳德·巴尼特(Ronald Barnett，1947-)建构的生态大学(Ecological University)理念，尤显穿透力和前瞻性。作为高等教育领域最具原创性与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巴尼特善于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概念，以此重塑我们对大学的理解。他提出的“批判性存在”“超复杂性大学”“自由高等教育理念”等概念，早已超越地域界限，成为不同国家深化高等教育理论的重要参照。巴尼特超越了传统的功能主义或实用主义论述，将大学置于不确定秩序崩塌的后现代、超复杂性以及生态时代的宏大光谱中进行本体论探究。他的一系列洞见，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目前，国内对巴尼特的研究主要通过引介其高等教育哲学、自由高等教育理念、创业型大学来展开，其生态大学理念在国内高等教育研究中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深入的发掘。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迫切需要一种超越工具理性的生态哲学来指引大学变革，巴尼特的生态大学理念超越了单纯的环境保护层面，指向大学在认识论、本体论和伦理学层面的生态重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将生态哲学转化为大学教育哲学与实践的理论指导。文章以访谈的形式呈现巴尼特对“生态时代，大学何为”的思考。他的生态大学理念集中体现在2017年出版的《生态大学：一项可行的乌托邦》(The Ecological University：A Feasible Utopia)以及2024年出版的《实现生态大学：八大生态系统、内在张力与行动宣言》(Realizing the Ecological University：Eight Ecosystems，Their Antagonisms and a Manifesto)(以下简称《实现生态大学》)两本著作中。本次访谈所探讨的是这两本著作未曾涉及的新思考，是对巴尼特已有理论的补充与延伸。

　　一、生态时代如何重塑大学

　　访谈者：您提出生态大学的构想，其根基在于我们正从工业时代迈向一个全新的生态时代(ecological era)，生态时代构成了您探索生态大学的重要背景，我的第一个问题将围绕大学的时代转型展开。您在《实现生态大学》一书中认为，“世界范围内，大学正在步入生态时代。很大程度上，它们是在无意识地蹒跚而入，尽管也有少数院校正审慎却仍略显随意地迈入这一时代”①。为此，您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批判，即大学辜负了生态时代，它未能履行生态责任，其现实表现与应有潜力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在您看来，生态危机远不止气候变化，那么它意味着一种怎样的根本性转变呢?您在作品中反复提及的“生态时代”有哪些特点?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环境危机，它是否还深刻挑战着工业社会所依赖的增长逻辑、知识生产模式乃至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这些挑战又是如何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大学赖以存在的根基?

　　巴尼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过去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世界正日益走向碎片化。它在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制度规范、组织形态和技术体系等各个维度都衍生出错综复杂的架构。伴随着这种多维结构的形成，工业社会也在持续分化——经济体系逐渐与社会制度及文化领域脱钩，文化领域又与技术系统相互剥离，如此循环演进。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由巨型生态系统主导的世界。这标志着世界的演进进入了新阶段，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的作品通常将大学置于工业社会中生态危机的视角下加以讨论。我融合了“流动性”“后现代性”以及“超复杂性”等理论话语，揭示大学生态在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伦理学方面遭受的合法性危机。生态危机是了解生态时代的重要切入点和基本背景。生态时代是一个由全球生态危机所催生与定义的、要求人类文明进行深刻转型的历史阶段，其内涵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第一，生态时代指向一种自然生态危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共同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直接威胁，也是我们认识和反思生态时代的现实起点。第二，生态危机也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危机，它不仅暴露而且加剧了全球与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反映出人类社会关系的失调、正义的缺失以及全球共同体联结的断裂。生态问题本质上是政治、经济与伦理问题的集中体现。第三，生态危机在深层次上是一种思想与认知的危机。工业社会所依赖的技术理性主义世界观，比如，强调控制、征服、无限增长与人类中心主义，不仅导致了环境破坏，也塑造了大学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正是基于上述三种含义，我认为大学必须彻底反思并超越工业社会的发展范式，重获其作为社会想象力与批判性存在的本体论角色。未来大学所面临的，不仅是如何缓解生态危机，更是如何从根本上革新自身，以成为生态时代知识、伦理与公民的塑造者。一言蔽之，脆弱性与相互依存性正在取代工业时代的扩张性与征服性，成为生态时代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