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知识经济的崛起与建构主义等思潮的发展，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逐渐将“21世纪学习”理念融入教育政策与实践①，形成了一套集“新思想、信念、知识、理论与实践为一体”的完整话语体系[1]，并持续对理论研究、实践变革与政策制定产生深远影响，成为推动西方教育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这一话语强调学生应具备适应21世纪的必备技能，确保国家在全球化知识经济中占据竞争优势，同时倡导学校课程从学科知识本位转向注重共通技能培养，并采用教师提供最少指导的“促进式教学法”(pedagogy of facilitation)。随着“21世纪学习”话语的影响日渐扩大，国际学界在重审知识价值的基础上，对“21世纪学习”话语中的课程知识选择及“促进式教学法”的限度进行全面反思，指出其轻视学科知识及教师过度退场所引发的危机，强调学校课程应为学生提供“强有力”的学科知识，带领学生踏上“向上”的求知之旅是学校教育不可推卸的天职。 当前，全球基础教育正转向素养培养，如何看待知识，如何处理知识与学生发展、教学与学习等基本关系，在理论与实践领域引发诸多困惑与争论，已成为各国课程改革的关键问题。梳理西方“21世纪学习”话语的缘起，直面其引发的课程与教学的知识空心化危机，可为在素养时代重审知识与素养的关系，破解知识教学的争议，并在“知识正义”的向度下重构学科知识的价值与知识教学的认识论提供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缘起：知识经济的影响与建构主义思潮的推动 (一)知识经济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起，“知识经济”逐渐对全球各国教育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1996年发布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指出，知识经济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生产、分配和利用”的经济体系，知识是“提高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2]。与传统经济体系不同的是，知识经济不再仅仅将资本或劳动力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资源，而是强调社会的发展依靠“知识型工作者”的创新。如今，“知识经济”已被视为“一个以教育为中心的社会想象”，教育被要求培养知识型工作者。[3]自20世纪末起，经合组织呼吁教育机构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可迁移、领域通用的技能(如信息技术使用能力、社会或文化交往能力、协作能力、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及创造能力等)，以更有效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劳动力市场，而非传授传统的学科知识。[4]学科知识被视为过时、价值有限的，且无法直接用于开发新产品或提高劳动效率。 在知识经济的全球讨论中，经合组织对知识、技能的重新定义深刻影响了欧美国家的教育政策，各国纷纷寻求通过变革教育系统来提高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竞争力。例如，新西兰教育部2006年发布的《高等教育战略(2007-2012年)》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人力资本逻辑，主张学生是推动经济繁荣的未来公民：“当新西兰人取得成功时……他们可以充分地为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作出贡献。”[5]2018年，新西兰教育部发布的《2018-2023年意向声明》(Statement of Intent 2018-2023)在延续既有政策的同时，也再次将培养21世纪技能作为教育战略的优先目标。[6]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经合组织成员国在经历“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期后，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和高失业率等危机，许多西方国家全面转向倡导市场竞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公民被重新定义为“自我人生的生产性经营者”(productive economic entrepreneurs of their own lives)[7]，须对经济作出富有成效的贡献。可以说，全球化时代知识经济的崛起成为推动“21世纪学习”话语浮现的关键因素之一，教育也由此被视为培养满足知识经济所需新型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技能的培养也被视为比传授特定学科知识更为重要。[8] (二)建构主义思潮的推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逐渐流行。建构主义可分为心理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两大分支。心理建构主义主要关注个体学习，将学习理解为学习者通过在新旧经验或信息之间建立认知联系，从而构建经验和意义。在“知识来自社会建构”的旗帜下，社会建构主义一方面强调传统学科知识是权力关系共谋的产物，批判其通过制度化教育维系社会不平等的功能，主张将边缘群体的日常经验纳入课程体系，以推动知识民主化；另一方面，在延续批判立场的基础上，强调学习是通过主动参与、与他人的互动协商进行经验重构的意义创造过程，知识不是静态的，而是在互动和探索中不断发展的。在建构主义思潮影响下，学生的日常经验被当成课程知识的重要来源，学校教育的重心也从关注学科知识的传授转向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建构起经验和意义。[9] 建构主义思潮无疑是推动“21世纪学习”话语兴起的最典型的理论依据之一，促使了对培养共通技能教学目标的日益重视。简·吉尔伯特(Jane Gilbert)2005年出版的《抓住知识的浪潮》一书是国际学界最早关注“21世纪学习”的开创性著作之一。她提出一种新的知识观，将知识视作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产品，“一系列具有特定做事方式的系统”[10]，并强调“如果我们拒绝……新的知识模式……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学校与现实世界无关……我们所知道的公共教育将被边缘化，并最终会被去除”[11]。这种从“心智产品”到“过程”的知识观转型，为“21世纪学习”话语中侧重共通技能培养的教学提供了正当理由。此外，建构主义的学习观也促进了“21世纪学习”话语中“促进式教学法”的浮现。教师只需为学生提供最少指导，“与学习者们一起制定学习目标，并就学习方式提出建议”，“促进和支持”学生学习，由此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协作等共通技能，而不是仅仅让学生“记住知识”。[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