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背景下2024-2050年高中阶段普职教育生源供需预测与应对策略

　　一、引言

　　近年来，人口负增长在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出现，据统计[1]，2024年我国0～14岁人口为22240万人，占总人口15.8％，标志着我国已步入严重少子化阶段①。随着学龄人口数量减少，必然导致高中阶段生源减少，进而影响高中阶段普职教育生源供给。

　　鉴于此，本研究对2024-2050年高中阶段普职教育生源供给潜力和需求潜力进行测算，研判较长时期我国高中阶段普职教育生源供需态势和供需缺口，并针对可能引发的普职生源危机提出应对之策。

　　二、研究设计

　　(一)生源供给预测方法与模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基础教育适龄儿童及就读年限，可以推算出高中阶段学龄人口的年龄为15～17周岁，因此本研究假设个体从出生开始首次接受高中教育的周期为15年，那么未来接受高中教育的潜在生源是15年前出生的人口队列。其中2024-2050年的高中教育潜在生源出生于2009-2035年，2009-2023年的高中教育潜在生源可以根据年末人口数与人口出生率的乘积获得，而2024-2035年的潜在高中生源则需要科学预测。本研究采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基年数据，“七普”调查采用电子化的数据采集方式，普查对象自主扫码填报信息，有效降低漏报、重报的出现，提高了普查的质量与效率[3]，因此本次人口普查数据较为科学可靠。

　　1.预测模型

　　在数据整理后，采用王广州开发的2020年版人口预测软件(CPPS)，依托队列要素预测法进行分步骤学龄人口预测，主要使用存活转移矩阵和人口生育模型[4]，主要公式如下： (1)存活转移矩阵

　　

　　式(1)中，x的取值范围是0～100岁；[,n]P[,t1](x)是在t[,1]时刻年龄在x岁至(x+n)岁的人口数；[,n]P[,t2](x+n)是在t[,2]时刻年龄在(x+n)岁至(x+2n)岁的人口数；[,n]L(x)是确切年龄在x至(x+n)队列存活人年数；[,n]L(x+n)是确切年龄在(x+n)至(x+2n)队列存活人年数。 (2)人口生育模型

　　

　　式(2)中，P[,t2](0)是在t[,2]时刻年龄为0岁的人口数；[,n]P[,ft1](x)是在t[,1]时刻年龄在x岁至(x+n)岁的妇女人口数，x的取值范围是15-29岁；[,n]F(x)为年龄在x岁至(x+n)岁的育龄妇女生育率；[,n]F(x+n)为年龄在x+n岁至(x+2n)岁的育龄妇女生育率。

　　2.参数设置

　　根据基年数据和模型，对2024-2035年总和生育率、出生性别比、死亡率、迁移率等参数进行科学设置。 (1)总和生育率

　　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4》报告，对比进入21世纪以来总和生育率曾低于1.3的42个国家(地区)，根据总和生育率在达到1.3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归纳出四种总和生育率变化类型。第一种是“持续下降”型。18个国家(地区)总和生育率数值近年来表现为持续下降，直到0.7～0.8，如韩国、泰国、新加坡、芬兰、中国台湾省、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等。第二种是“先降后升”型。14个国家(地区)总和生育率近年来表现为先降后升，最终保持在1.2～1.4水平之间，如日本、希腊、波兰、意大利、西班牙等。第三种是“持续上升”型。5个国家(地区)总和生育率表现为波动持续上升，直到1.5～1.7，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第四种是“先升后降”型。4个国家(地区)总和生育率近年来表现为先升后降，数值维持在1.5左右。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2022年、2023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6、1.08和1.05，显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数值为1.3后，持续下降，并未出现上升的趋势，所以排除第三和第四种预测类型。因此，参考前两种变化类型，设计我国未来总和生育率变化的三种趋势，低方案参考第一种类型；中方案、高方案参考第二种类型，上升幅度依次增加。其中，低方案考虑未来国家鼓励生育政策效应发挥一般，生育观念越来越消极，总和生育率将从2023年的1.05持续下降至2035年的0.8。中方案考虑“全面三孩”政策效应显著，生育情况有所改善，出生人口从原先的降转变为升，最终2035年能够维持基本水平1.2。高方案考虑我国总和生育率能够经历下降后继续稳步上升，不仅维持2020年水平，还能突破，王广州根据中国近10年的总和生育率预测，达到1.5以上的可能性很小[5]。因此高方案设置总和生育率能够达到并突破1.5的较高水平，而不再设置更高的数值。2020-2023年总和生育率值采用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其他年份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