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图景和缺失的拼图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是宏观结构、中观制度与微观家庭逻辑共同作用的产物。宏观层面的分析，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不平等、文化传统和养育观念变迁的影响。例如，有研究指出，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和中产阶层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依赖，促使他们普遍将教育视为维持自身社会地位的关键工具，过度投资教育并因此而产生教育焦虑情绪难以避免[1]。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社会，格外重视考试。考试的成败与一个家庭的成败休戚与共，孩子的成败即是父母的成败，而这容易滋生焦虑情绪[2]。另外，斯蒂尔恩斯提出，中产阶层的父母们之所以在养育子女时焦虑不堪，主要是因为，在19世纪的礼会，人们相信孩子是坚韧的个体、对他们的成长充满信心，但到了20世纪，人们开始认为孩子是异常脆弱的、容易受到伤害的。这一观念的变化，使家长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并促使他们不断寻找新的方法来保护孩子，育儿过程变得前所未有地复杂和令人感到焦虑[3]。 中观层面的分析，主要关注的则是教育系统的供给结构和选拔制度带来的影响。例如，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衡容易导致家长们热衷于为孩子择校，由其所引发的竞争成了教育焦虑的来源之一[4]。公立学校的低质量以及家长对影子教育的依赖，也容易导致过度的教育开支，从而引发家长的焦虑情绪[5]。此外，如果学校质量差距大、入学竞争激烈，父母也容易产生焦虑感[6]。在微观层面，研究者特别关注的是中产阶层家长的市场地位以及由此而伴生的独特心态和教育策略所带来的影响，指出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的成因之一是他们担心阶层下滑的心态和有限的社会排斥手段[7]。例如，埃伦瑞奇指出，中产阶层的立身之本在于自身的专业化工作，但不同于金钱和资产的占有，其无法构成有效且有力的社会排斥手段，除了投资教育并不断加码外，别无他途[8]。而在当代，中产阶层家长的养育方式已普遍呈现“密集化”特征[9-10]。所谓“密集养育”，即以孩子为中心，投入超量的时间、精力、金钱与情感[7]。类似概念如“协作培养”“高强度育儿”“直升机育儿”“密集母职”等，皆指向家长在子女教育中高参与、高控制、高时间密度的特质[9-12]。其实践通常表现为：精细规划学习路径、参与择校竞争、安排校外培训与兴趣班、积极参与学校事务并注重亲子互动等[13-16]。 近期关于密集式育儿的讨论为我们认识中产阶层家庭的养育实践提供了丰富的见解[17-19]。然而，中产家庭育儿内在的结构性特征与家长的教育焦虑之间到底有何具体关联？又为何如此？针对这些问题，尚缺乏深入的经验观察和分析。另外，密集式育儿的提法，还不足以让我们体悟到中产阶层家长养育实践背后的逻辑——观念及观念背后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而关于中产阶层教育焦虑宏观和中观层面诱因的分析又为此提供了丰富的概念资源。 这促使我们转向一个重要概念——“家长主义”。它最早由英国社会学家布朗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教育政策走向时提出[20]。布朗指出，19世纪后半期以来，英国的教育发展经历了三波浪潮。第一波浪潮大致发生在19世纪末，国家推动面向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初等教育扩张。然而，这种扩张并非以打破阶层边界为目标，而是以“让下层民众习得其社会角色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知识与纪律”为基本取向。第二波浪潮发生在20世纪中期，教育正当性的核心从“出身预定”转向“成就竞争”。在优绩主义的框架下，学校被建构为按年龄、能力与学业成就进行分流与选拔的制度装置，“让人才向上流动、让机会更公平”成为其合法性来源。第三波浪潮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时期，自由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家长主义”兴起。其核心体现在两个层面：在观念层面，它强调父母在子女教育事务上的主导权和责任，强调通过市场手段解决教育问题；在行动层面，它强调父母通过策略性的教育投入来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以保持其竞争优势[21]。 上述发展都与英国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当麦克·杨所反讽的优绩主义大行其道时，该国的确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都采用福利国家政策，以公共财政持续扩充教育供给。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推崇“罗宾斯原则”，即高等教育机会应向所有具备能力与成就并希望接受高等教育者开放。与此同时，国家承诺承担部分学费并通过助学金或生活资助机制降低入学的直接门槛，使“凭能力与成就实现向上流动”的叙事拥有可感知的制度基础。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1976年，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但被要求削减公共开支，滞胀与财政危机将公共开支推向政治争议的中心，财政紧缩和效率提升成为政府治理的现实选项[22]。正是在这一语境中，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倾向于用“市场化改革”解决公共部门的财政和效率难题。推动学校体系的“准市场”化、以自由市场方案改造教育供给也在改革议程中[23]。英国于1988年实施的教育改革更是将这种治理模式制度化。一方面，其推行了国家课程和绩效评估，以强化学校间的可比性与问责机制；另一方面，其扩大了学校自主权，赋予了家长为子女自由选择学校的权利，使“选择—竞争”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24]。教育风险与教育责任被系统性地“向家庭转移”——家长必须更主动地搜寻信息、识别学校差异并调动资源，以在竞争中争取更有利的位置。菲利普·布朗由此提出“家长主义”一词，用来概括教育资源的分配逻辑从“以能力与成就为中心的优绩主义”转向“以父母资源与选择能力为中心的竞争性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