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AI)的爆发式发展及应用的普惠化推广，其正在重构全球技术范式、深度变革产业格局和颠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作为人工智能的前沿成果，ChatGPT自2022年11月上线，截至2025年7月，已拥有超过7亿周活跃用户，约占全球成年人口的10％。尽管美国在高端AI芯片制造、基础模型框架研发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随着“人工智能+”行动的纵深推进，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竞争格局正在重塑。北京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DeepSeek)发布的推理大模型DeepSeek-R1，凭借无SFT强化学习和多级蒸馏轻量化的技术路径，大幅降低了使用门槛，使中小企业可基于国产芯片实现高性能模型的高效部署；银河通用自研的人形机器人Galbot，依托自主具身大模型，能够实现视觉感知驱动的自主作业，突破了传统工业机器人依赖预设路径的局限。国产大语言模型和人形机器人的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分别从算法和硬件维度构建起自主创新生态，夯实了算法—硬件协同适配的产业基础。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竞争已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这引发了全球投资界广泛关注，各类资本纷纷加速布局，强化与人工智能产业配套的金融支持迫在眉睫。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意味着国家需要能够解决“卡脖子”问题、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的耐心资本。耐心资本是专注长期投资、具备较高风险承受能力、以长期增长和价值创造为目标的资本形式，这与人工智能产业长周期、高风险、资金需求大的特征高度契合。因此，中国应依托耐心资本深度赋能人工智能产业，构筑全球竞争核心优势。 既有关于人工智能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聚焦融合实体经济(李紫娟，2021)、优化税收政策(卓翔和王娜，2025)、提高政策精准度(綦建红和蔡震坤，2025)、完善伦理与法律框架等议题，但从金融资本赋能视角切入的研究相对匮乏。其二，产业发展的多维效应。重点分析人工智能对新质生产力(成龙和潘亚宁，2025)、就业结构(杨伟国，2025)、人口老龄化(韩振秋，2023)、企业竞争力(陈曦和廖祖君，2025)的影响。学界普遍认为，壮大人工智能产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欧文·费雪在《利息理论》中提出“人性不耐”(impatient)概念，用以阐释人类对即期与未来财货的时间偏好与宏观平均利率水平之间的内在关联。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越来越多“低不耐程度”资本逐步流向长周期、高潜力领域，这构起了耐心资本的雏形。耐心资本是秉持长期投资、战略投资、价值投资和责任投资理念的资本形态，对市场短期波动敏感度较低，面对波动时不仅不会轻易抛售资产，反而能为产业提供持续资金支持。与耐心资本相关的研究同样聚焦在两个方面。其一，耐心资本发展理路研究。重点探讨耐心资本的内涵特征(胡海峰，2025)、运行逻辑(张晓旭和王励晴，2025)、国际经验(陆岷峰和欧阳文杰，2025)和发展路径(吴迪曼，2025)等核心问题。其二，耐心资本的社会影响研究。分析耐心资本对新质生产力(盛德荣，2025)、企业发展韧性(胡海峰和张烨，2025)、养老金融(朱文佩、林义和肖婧文，2025)、农村集体经济(罗章松和王丹，2025)等的影响机制。学术界关于耐心资本对人工智能产业的作用机制、适配路径研究尚且处于初期阶段，但普遍认可耐心资本是科技突破和产业升级的核心支撑力量(刘皓琰，2025)，认同耐心资本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赋能价值(曾宪奎，2025)，能够破解长周期资金瓶颈，同时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突破性进展、产业数字化转型加速(侯东德和周莉欣，2022)，是“科技前沿探索、产业生态构建、金融资本赋能”三者深度融合的卓越范本。既有文献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但研究重心多集中于具身智能、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迭代引发的伦理争议、就业重构等社会影响，对产业发展的资金保障、生态构建等实践路径探讨不足，而聚焦耐心资本赋能人工智能产业的研究成果更为稀缺，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 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耐心资本赋能人工智能产业的内在机理，剖析其赋能过程中的现实梗阻及成因，进而提出针对性应对策略，对于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耐心资本赋能人工智能产业的内在机理 在技术与资本交互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技术创新、转化、扩散的全过程均离不开资本的支撑(戚聿东和栾菁，2024)。耐心资本之所以能够赋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核心在于其具备长期投资视角、高风险容忍度及价值共创属性，既能提供长期资金支持，又能开展投后赋能，这与人工智能产业长周期、高风险、大额资金需求的特征高度契合。 (一)耐心资本赋能尖端技术产业的经济史证据 1.技术发端期：风险资本驱动技术原始创新 历次技术革命爆发初期，资本均会呈现对“新技术的集中和对旧资产的轻视”(Perez，2002)，资本所有者会向新型尖端技术领域投入大量资本，培育并发展颠覆性技术。瓦特改良蒸汽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发明。企业家约翰·罗巴克敏锐洞察到蒸汽机改良的广阔市场前景，在初期投资之外，还建议瓦特就“减少蒸汽和燃料消耗的新发明方法”申请专利，即“分离式冷凝器”专利。后来，罗巴克因金融危机破产退出项目，另一企业家马修·博尔顿接手并以全额承担研发风险的方式持续注资。博尔顿除免费提供厂房、设备和资金外，还推动解决了气缸精密制造等技术难题，并引荐瓦特进入汇聚科学和工业精英的“月光社”，为改良蒸汽机的产业化落地提供了坚实的智力与资源支撑。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电力逐步替代蒸汽，成为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核心动力。为突破传统照明方式的局限、实现高效稳定的人工照明，托马斯·爱迪生优化灯丝材质和照明系统设计，成功发明白炽灯。享有“世界债主”之称的J.P.摩根，精准预判到白炽灯的技术潜力和商业价值，鼎力支持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的成立与发展，通过向该公司注资100万美元，助力其完善技术研发体系和规模化生产设施。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突破和半导体的发明，标志着信息革命正式启程。风险投资家亚瑟·洛克敏锐洞察到电子行业的广阔前景，筹集数百万美元资金，联合8位工程师共同创办仙童半导体公司，推动了集成电路、微处理器等核心技术的突破(刘皓琰，2025)。此后，仙童半导体销售副总裁唐·瓦伦丁，于20世纪60年代末离职创办红杉资本，凭借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和行业判断力，成为苹果、谷歌、甲骨文等初创企业早期的投资人和重要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