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美国作为全球价值链主导者，长期依托离岸外包获取低成本中间品与最终消费品，由此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国。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及地缘冲突暴露了供应链过度离岸化的脆弱性。因此，推动制造业回流成为美国两党共识，而关税始终是核心政策工具。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后，其关税政策在广度与强度上显著升级：征税范围从中国扩展至欧盟、日韩、墨西哥等主要贸易伙伴及盟友，对华部分商品加征高达125%的“对等关税”，远超2018年25%的峰值；即便2025年5月美中达成过渡性协议，美国对华整体关税仍处高位。作为全球第一大进口国，美国的高关税势将引发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同时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顺差国，2024年顺差额接近3000亿美元，且服务业对GDP与就业的贡献率均超70%，已成为其支柱产业。①随着制造业与服务业边界日益模糊、融合不断深化，美国关税政策是否真正促成制造业回流？对其高度外向的服务业将产生何种波及效应？中国又能否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研判特朗普政府关税保护政策的实际效果与潜在影响，既可为各国应对美国贸易战略提供参考，也能为中国构建更具韧性的现代产业体系指明方向。 关于关税政策能否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学界尚未形成共识。部分研究认为关税措施对美国制造业相关指标有提升作用(马海倩等，2024；Caliendo和Parro，2020)；但也有学者指出，此类政策未能实现预期的回流效果(鞠建东和侯江槐，2025；徐康宁，2025；Hanson，2020；Handley等，2020)，反而加剧美国国内就业市场的结构性摩擦(Autor等，2024)和需求转移效应(LI等，2022)。此外，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中严格的税收抵免条件也限制了电池等关键部件本土化生产的推进(Levasseur，2025)。这部分文献多聚焦制造业本身，对跨行业尤其是向服务业的传递效应关注不足。 另有文献从宏观视角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双边影响，普遍发现关税引发显著的贸易转移和抑制效应(沈国兵和沈彬朝，2025；Freund等，2024；Alfaro和Chor，2023；蒋慕超等，2023；余淼杰等，2022)，并导致双方社会福利实质性受损(李跟强和潘文卿，2022；樊海潮等，2020)。此类冲击通过全球价值链传导，呈现明显的区域与行业异质性(孙嘉泽等，2025；刘航等，2024)。尽管已有研究注意到服务业易受制造业政策外溢影响(叶君和谢建国，2022；LI和Whalley，2020)，但现有分析多基于宽泛的产业上下游框架(樊海潮等，2025；张誉夫和谢建国，2025)，尚未深入探讨服务业内部的结构性分化，也未从“制造业回流”这一政策目标出发，对服务业所承受的波及效应进行系统识别与实证验证。 本文边际贡献主要有三点：(1)系统识别并量化关税政策对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效果及本国服务业的跨部门波及效应，弥补了现有研究聚焦制造业内部而忽视服务部门溢出影响的不足，为理解当前多边贸易博弈中的结构性互动提供了实证依据；(2)深入考察服务业内部的异质性响应，揭示不同类型服务行业在关税冲击下的分化表现，表明单边保护不仅损害全球贸易体系，更可能削弱美国自身最具比较优势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从而为政策反思提供新视角；(3)构建递进式政策情境(S0～S3)，结合基于增加值的RCA指数和异质性阿明顿弹性，动态评估关税摩擦对美中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既拓展了贸易政策评估的方法维度，也为中国在价值链重构背景下精准把握服务业开放机遇、防范结构性风险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参考。 二、美国的产业特征与关税政策演变 为合理评估美国制造业关税的产业波及效应及他国反制的影响，有必要先厘清美国当前的产业结构特征、主要贸易伙伴，并系统梳理其关税政策的演变脉络。 1.产业结构总体特征 美国是典型的服务型经济体，服务业是其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图1和图2分别从增加值和就业两个维度，反映美国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 2016-2024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从15.16万亿美元持续攀升至23.98万亿美元，占GDP比重由81.08%提升至81.86%，整体保持稳步上升趋势；同期，服务业就业人数从1.28亿人增至1.40亿人，占总就业比重始终维持在85%以上。即便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服务业仍展现出较强韧性：其增加值从2020年的17.54万亿美元上升至2023年的22.53万亿美元，并于2024年达到23.98万亿美元；就业规模也在2022年迅速恢复并超过疫情前水平，达到1.35亿人，凸显出其较强的抗冲击能力与复苏弹性。 同期，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10万亿美元升至2.88万亿美元，但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234万人增加至1274万人，占总就业比重从8.21%降至7.80%。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受贸易摩擦影响，制造业增加值从2019年的2.27万亿美元回落至2020年的2.15万亿美元，占GDP比重由10.53%降至10.07%。至拜登政府时期，尽管制造业增加值逐步回升，并于2024年达到2.88万亿美元，但其占GDP比重进一步降至历史低点9.83%，表明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相对地位趋于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