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引发的技术奇点和带来的技术经济新范式为新兴产业发展打开重要的机会窗口。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进程中的全新技术—经济范式，其独特性在于具备渗透性、共享性以及融合属性。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在深度融合进程中，不仅仅是单一生产要素视角下的数据要素与技术要素的深度嵌入，而且是支撑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特定制度逻辑与实体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既有制度逻辑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形塑产业发展进程中的技术创新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加快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还是立足数字经济加快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本质上都依赖于在数字经济与新兴产业系统构建过程中，塑造合意的制度逻辑来实现产业发展方向与模式的系统性重塑。 近年来，学界围绕数字经济推动新兴产业的制度逻辑聚焦三重路径展开。一是揭示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逻辑[1-4]；二是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既有的制度逻辑[5-7]；三是探究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的制度逻辑[8]。然而，现有研究却忽视了数字经济本身孕育了多重制度逻辑，其在深度赋能或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必然催生新业态，但其作用于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制度逻辑尚未得到有效回答，这与数字经济打开了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机会窗口的事实是不符的。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制度逻辑可通过混合原则嫁接—嵌入—融合至新兴产业，从而通过形塑其技术创新目标、定义核心创新资源、引导创新模式、降低不确定性和减少构建成本等推动其技术创新。且数字经济不同细分维度的主导制度逻辑组合是不同，不同的新兴产业也存在主导制度逻辑组合差异，因此需要将数字经济本身细分维度的制度逻辑进行解构，并与不同类型新兴产业进行匹配。基于此，本文在将数字经济细分维度展开和将新兴产业类型化的基础上，揭示了数字经济细分维度的主导制度逻辑，如何按照混合原则逐步“嫁接—嵌入—融合”至不同新兴产业并推动其技术创新的过程，并系统阐释了该主导制度逻辑形成的机制。 本文研究的边际贡献有以下3个方面。一是构建了跨系统制度逻辑迁移与融合的分析框架，拓展了制度复杂性的研究边界。这一框架超越了将制度逻辑视为静态背景或冲突来源的传统视角，将其重构为一种能动的、可跨场域传播的制度基因，从而为理解经济系统间的结构性影响开辟了新的理论路径。二是构建数字经济细分维度与类型化新兴产业的制度逻辑匹配的分析框架。本文直接将数字经济的多元制度逻辑和主导制度逻辑取向进行层次剥离，进而在将新兴产业类型化的基础上，将数字经济细分维度的制度逻辑与不同类型的新兴产业匹配。三是揭示了数字经济驱动新兴产业技术创新主导制度逻辑的动态性生成机制。 一、数字经济、新兴产业与制度逻辑的基本概念 (一)数字经济的内涵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它是一个以数智技术为核心的全新经济生态系统，主要涵盖要素层、技术层、融合层、创新层及社会治理层等5个维度。其中，要素层是数据、算力与算法的集成与协同，也是数字经济运行的基础条件。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通过算法在云计算、边缘计算等算力支撑下开展智能加工，形成由数据到信息到知识到价值增值再到数据的自强化价值增值循环。技术层是数字经济的核心支撑，由5G、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中心及区块链等基础设施与核心技术构成，是数字经济的物理与网络底座。融合层主要是指数智技术和数据要素通过渗透进传统产业、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各领域，在与其深度整合中推动细分产业内外、产品间和市场间的融合，或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精准化、智能化。创新层侧重于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品服务。治理层则通过法律法规、市场监管与国际合作三大维度，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二)新兴产业的特征与分类体系 新兴产业是以突破性或颠覆性技术创新驱动，在技术扩散中繁殖新生的技术群，并在牵引或推动市场需求变革的进程中，在特定历史阶段快速发展为新型产业群。新兴产业具有创新驱动、跨学科性与跨界融合性、市场拉动与政策引导[9]并存和全球化竞合新格局等突破性特征。 关于新兴产业分类，鲜有文献研究，更多的研究集中在如何根据政策文本识别微观企业是否属于新兴产业[10-12]。考虑不同新兴产业的动力生成机制不同，技术经济特征也存在差异，本文构建科学驱动的新兴产业、用户需求驱动的新兴产业、国家战略驱动的新兴产业(后文简称为战略驱动的新兴产业)和生态融合驱动的新兴产业四维产业分类范式。科学驱动的新兴产业(如生物医药、量子计算)植根于基础研究突破，其发展遵循从基础发现到技术突破再到产业转化的“巴斯德象限”的螺旋上升路径。国家实验室体系是驱动该产业源头创新的核心引擎。用户需求驱动的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发轫于市场结构变迁，呈现出需求牵引的创新扩散特征。技术创新倾向于以渐进改良为主、模块突破为辅的格局。战略驱动的新兴产业(如第三代半导体、工业母机、北斗导航系统、高温气冷堆核电)形成于国家意志主导，肩负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维护产业安全、抢占战略制高点的战略使命。在创新组织方面，该产业倾向于采用新型举国体制下攻关联合体的独特范式[13]。生态融合驱动的新兴产业(智能网联汽车)孕育于数字技术革命，其通过构建多主体协同创新网络，实现经济价值的共创共造。其技术架构遵循“数字孪生底座+API接口标准+生态位互补”的构建逻辑，价值创造呈现“梅特卡夫定律×双边市场效应”的乘数增长模式。这种分类体系不仅揭示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更构建起连接数字经济与新兴产业发展间的分析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