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构建完整、安全、先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发展格局下保障国家总体经济安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物质基础，关系到中国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转型和升级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策略，基于国内劳动力比较优势，通过融入国际分工逐步实现工业化。产业结构在政策影响下，产业发展重心从农业转向工业制造业。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持续扩大对外经济开放。2012年第三产业规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加速推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转型。至2015年“十二五”规划期末。按照布莱克标准和英克尔斯标准，中国产业结构已出现明显的升级迹象，达到现代化或后工业化时期水平(何平等，201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建成结构更加高端、要素更加协调、路径更可持续、发展更加安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②。2023年10月18日，中国发布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规定，其中在“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行动方面，提及将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力求在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促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加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推进力度。在新发展阶段，国内外局势剧烈动荡，随着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国内产业受外部冲击的可能性增加。新发展格局对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方向提出新的要求，强调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需实现产业体系内部的融合化、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以及确保现代化产业的安全、稳定和可靠化(刘伟，2017)。 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背景下，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同时提升产业韧性、降低产业系统发展的波动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动态过程(姜泽华和白艳，2006)，其动力已经发生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正在从劳动要素驱动转向数据要素驱动和创新驱动，这要求产业从劳动要素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张建华等，2023)。同时，产业转型的宏观背景也从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国际环境开放包容转向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局势动荡的新形势。因此，除了考虑产业本身发展水平和产业外在关联关系的现代化转型外，还应考虑产业系统在转型过程中的波动和韧性，即现代化产业转型过程是否提升了产业系统应对动力调整与环境变化的能力，以及能否维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长期发展能力。过去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强调产业结构转型高级化，弱化这一过程对于产业系统本身韧性的影响，进而忽略在适应经济转型时期与国内外经济冲击叠加时期产业面临的波动；转型升级过程长期处于以扩大规模为特征的外延发展方式，聚焦于产业的高级化和高端化，忽略过程中的产业系统的震荡调整和应对波动的能力，使得结构的调整结果往往出现“+1-1”的现象，产业结构长期处于被动的调整状态之中(干春晖等，2016)。面对经济发展和时代的新挑战，生产实践层面需要更新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战略，在经济集聚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Li and Lu，2021)，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促进产业体系相对稳定；科学研究层面则需要理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对系统波动和产业韧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为推动更进一步的产业调整政策优化、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产业结构需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转型过程，并在实现自身产业质量高级化、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与经济环境生态化的同时，具备匹配现阶段以及长期以来的经济波动和国内外产业冲击的能力。在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冲击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应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降低随之而来的系统性负面波动，使产业系统具备能够及时调整变化并进行现代化升级的韧性。 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构建具有高度稳定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工业化后期阶段，伴随传统要素成本攀升与外部冲击频仍，我国产业体系面临由“速度红利”向“韧性红利”转型的战略拐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寄予厚望，既要通过高度化、生态化与分工深化增强全要素生产率，又需承担平抑宏观波动、保障就业与收入稳定的多重使命，是推动新质生产力涌现的产业载体(张夏恒，2025)。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将转型升级等同于效率提升而忽视其潜在的动态风险，导致“结构优化必然提升稳定性”的隐性假设难以自洽；与此同时，产业转型升级过程是否存在“重升级，轻质量”的现象也需要得到检验。基于此，本文聚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产业系统波动这一张力关系，提出三个紧扣实践与理论的核心问题：转型升级是否天然提高系统稳定性？换言之，效率主导的要素资源配置和创新驱动的财政税收配置的共同作用下，升级是显著抑制产出波动抑或是诱发新的结构性震荡？在城市基准摩擦与路径锁定下，升级的边际稳定收益是否同其作用一样稳定？转型升级的临界点又出现于何处？本文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系统分析，以期为理解工业化后期的产业韧性提升路径提供坚实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主要有两类文献与本研究密切相关：一是围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涵、测度与实现路径；二是围绕产业系统波动及其影响机制。前者强调产业结构与功能的目标状态与实现抓手，后者则强调产业系统与波动的传播与约束。两条脉络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启示，但在分工深化如何嵌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如何培育系统性抑波作用这一关键链条上仍显不足，这构成了本文切入点。 具体而言，第一类研究聚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涵、测度与目标状态。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与经济转型的战略支撑，结构升级被长期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江小涓，2005)。围绕高级化、高端化、合理化和服务化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路径刻画，既有文献从产业及产业体系特征入手(李东海，2020；付凌晖，2020；吴涵和郭凯明，2023)，并根据现实发展将生态环境(张捷和赵秀娟，2015；张永恒和郝寿义，2018；李强，2018)、数字化(邓荣荣和张翱祥，2022；迟明园和石雅楠，2022)与产业内部化(杜金岷等，2020)等要求纳入实证口径，拓展了结构升级的外延；亦有学者从交叉学科视角提供解释这一过程的切入点，如消费社会学视角下产业升级与社会、文化、权力等的一致性(王宁，2014)，以及军民融合对区域创新与结构升级的长期作用(湛泳和赵纯凯，2016)等。与内涵界定并行，路径研究从科技创新(昌忠泽和孟倩，2018；徐伟呈和范爱军，2018)、就业与人力资源(张延平和李明生，2011)、宏观金融与财政(杜金岷等，2020；邢赵婷和钟若愚，2023)、产业政策(刘明宇和芮明杰，2012；韩永辉等，2017)、产业链安全(盛朝迅，2021)、资源环境(范德成和肖文雪，2024)与政府作用(吴义爽和柏林，2021)等维度给出操作性抓手，并重点讨论了其对贸易(Chow，1987)与宏观波动(张居营和周可，2019)的影响，提出结构升级的稳定器效应这一重要命题。总体来看，这一脉络的贡献在于目标清晰、抓手多元，但不足也较为一致：其一，关于为何升级能抑制波的微观基础常以目标状态替代机制识别不充分；其二，与分工深化、专业化和协作网络密度的内生耦合关系阐释缺少直接、系统的因果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