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做出部署，其中专门提出“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①。在全球面临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双重挑战的背景下，各国纷纷采取措施提升生态环境标准(以下简称“环境标准”)，以推动可持续发展。环境标准的提升不仅是应对环境问题的必要手段，也是引领产业绿色转型的关键驱动力。产业绿色转型是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依托技术创新、生产工艺优化等方式降低生产过程的环境损耗，最终实现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兼顾的发展模式(万攀兵等，2021；Zhang et al.，2025)。近年来，产业绿色转型日益受到学者关注，相关学者论证了政府绿色补贴和采购、碳排放权交易、清洁生产行业标准、污染排放标准等政策推动产业绿色转型的有效性(张紫薇和尚子璐，2024)。但现有研究多以评估政策直接规制对象本身的政策效应为研究内容，比如污染排放标准的相关研究大多论证了标准限值趋严能带动规制行业的绿色转型(章政等，2023；Zhang et al.，2020)。然而，污染排放标准提升的政策效果并不局限于规制行业本身，规制行业的绿色转型行为会随着生产网络对上、下游关联行业造成影响，使得政策效果向非规制行业溢出。关于污染排放标准提升是否会带动非规制的关联行业进行绿色转型，目前鲜有学者讨论。 政策溢出效应是指政策影响了最初未针对的对象，或影响了最初未考虑的问题领域(Francetic et al.，2022)。现有文献讨论了环境政策对就业(Curtis，2018；李鹏和金刚，2025)、收入差距(刘荣增和何春，2021；Liu et al.，2023)等非政策目标的影响；亦有学者从空间视角对诸多环境政策的溢出效应做了较为完备的研究(曹艳秋和杨霄，2023；董直庆和王辉，2019；Cai and Ye，2022)；但对于空间内部的产业间溢出效应研究较少(余典范等，2023)。经济理论表明不同行业间的上下游关联会导致经济中个别冲击会传染乃至放大(Acemoglu et al.，2012)，即针对个别行业的外生政策也会对其他行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白茜等，2023)。当前多数研究忽略了受规制对象与其所在生产网络的互动关系，而在生产关联日趋复杂的背景下，针对特定产业的外生政策会通过生产关联将政策冲击传导到其他产业(李荣林等，2024)。规制行业的网络特征决定了其受到的冲击传递到其他行业的倾向(Joya and Rougier，2019)，因而环境政策的总效应在生产网络中才能完整展现。 当前关于环境政策在生产网络中的溢出效应和溢出机制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Lin et al.(2024)发现客户公司面临的平均环境监管压力提高推动了其供应商公司的绿色专利申请。万攀兵等(2021)发现清洁生产行业标准的实施通过推动规制企业的技术改造间接推动其上游装备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Franco and Marin(2017)指出针对下游行业的环境税能显著促进上游行业的技术创新，而针对上游行业的环境税则对下游创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碳交易的产业链溢出效应在带动关联企业创新(余典范等，2023)、提高关联企业绩效(苑泽明等，2024)和ESG表现(李颖等，2024)等多个方面均有体现。上述研究从供需波动、成本转嫁、知识溢出、创新扩散等角度对环境规制产业链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探讨(李波和杨先明，2024)。然而尚缺乏分析产业链溢出机制的统一框架，多数研究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建立规制行业(企业)与其关联行业(企业)之间的行为互动(Ren et al.，2023)，而忽略了生产设备同样凝结了技术进步。虽然创新是引起技术进步的充分条件，但创新不等同于技术进步。除技术创新外，通过更新生产设备进而吸收先进技术的改造一直是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的重要路径(Li，2019；史丹和李鹏，2019)；生产设备更新或末端治理设备投资是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韩超等，2021；万攀兵和陈林，2023)。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从行业关联的视角出发，旨在探究环境标准在生产网络中溢出效应和溢出机制；并将水污染排放标准的分批次提升作为外生政策冲击，通过构建省级4位数行业层面的生产网络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三个方面：首先，本文从产业链溢出视角丰富了环境标准提升推动全产业链绿色转型的经验证据。鉴于现代生产活动不再是各行业孤立进行，而是在由垂直分工和中间产品贸易组成的复杂生产网络中进行，因而有必要将环境标准提升的减排效应放在生产网络中进行评价。其次，本文从设备更新和产出波动两方面出发，讨论了环境标准提升带动上、下游关联行业共同绿色转型的机制。本文发现规制行业设备更新不仅推动了本行业的污染减少，还带动上游设备生产行业协同减排。相关结论不仅能为环境标准的制定提供启示，还可为大规模设备更新的环境效应提供参照。最后，本文根据4位数行业间投入产出关联扩充了环境政策产业链溢出的证据。现有研究多基于上市公司及其供应商和客户构建供应链网络，研究样本忽略了大量非上市公司的生产主体(王茂斌等，2024；王欣然和陶锋，2024)。本文根据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污染数据库汇总得到4位数行业的相关数据，并根据省级2位数行业进行数据校准和投入产出关联关系构建，在确保数据全面的基础上尽可能保留了颗粒度更细的样本，从而使本文关于产业链溢出的结论更具一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