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如何研究经济政策思想史？ 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这一任务的核心在于，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伟大历史实践与独特政策语境中，凝练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经济概念、思想和理论，使之成为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最根本的源头活水与主要路径。经济政策思想史作为经济思想史的重要分支，通过系统考察经济政策及其背后思想观念生成、演变及其与实践互动的过程，能够为这一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学理基础和方法支撑。然而，在当前经济思想史学科谱系中，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独特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识，既有研究也存在较为明显的解释边界与方法局限：一方面，经济政策作为国家经济治理的核心工具，其变迁历程及其所蕴含的经济政策思想演变，构成理解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叙事线索，却长期未获得应有的学术关注；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经验描述、单一理论范式解读或本土历史叙述的层面，缺乏与现代政策研究理论的深入对话，因而对经济政策变迁逻辑与经济政策思想演变规律的解释力不足。事实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塑造经济发展轨迹、调控经济运行和促进经济增长最为核心的路径。对当代中国而言，如何通过经济政策的迭代发展与优化完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强国，已成为经济学界必须直面并回答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因此，系统化、理论化地研究贯穿经济发展全过程的经济政策及经济政策思想，探索有关经济政策变迁与经济政策思想演变研究的方法，不仅有助于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内在逻辑，将其升华为具有创新性的经济思想与理论，更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与重要途径。 目前，国内外经济思想史学界专以“经济政策思想”为考察对象并涉及研究方法的文献仍较为稀缺，仅有少数研究探讨了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方法。在以“经济政策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中，马伯煌主编的《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最具经典性和代表性。作者在该书中阐述了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思维方式与论证方法，强调应“从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以反映历史本来面貌出发，屏除因人论事与就事论事的‘皮里阳秋’之论；实事求是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扬弃那些浮泛的类比推理与牵合附会之说。力求能够鲜明地显示出它的科学系统性来”(马伯煌，1993：2)。他指出，“关于《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既是对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经济政策思想的论析，也是对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的反映”(马伯煌，1993：1)，旨在通过唯物史观揭示历史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具体而言，该书以贯穿封建经济历史的官商制度作为剖析的关键点，通过对历代田地制度的分解和对历史上经济发展失衡问题的分析，提炼出九种对立统一的实质性问题。这些问题被认为是贯穿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的核心议题，体现了经济政策思想的复杂性与两面性。贾根良等在其系列文章中对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他们在批判继承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方法论的基础上，主张重新定义“相对主义”史观，即“正确的经济思想史观应该是重新定义的‘相对主义’史观之下的‘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的有机结合”，以及建基于此的“‘历史重建’和‘创造解释学’的研究方法”(贾根良、李黎力，2010)；对于“历史重建”的方法，主张忠实还原经济思想家在特定历史、社会、政治背景下的思维方式，注重文本原意与情境，即“通过采用与经济史、经济政策史、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发展、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相参照的研究方法，发展这种方法”，而“创造解释学”则是比“历史重建”更高一级的方法，即在历史与理性基础上，创新性地解读传统思想，提出应对当代问题的全新视角，旨在发挥经济思想史研究在经济理论创新上的重大作用(贾根良、李黎力，2010)。换言之，“创造型的解释学家不仅要替原思想家作答，更重要的是，他需要通过发现原思想家的分析框架、方法和理论的不足，从实际出发，提出新理论，甚至开创新学派”(贾根良，202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所倡导的“新经济思想史”主张将政策范式理论引入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之中(贾根良，2021)，这一理论视角强调经济思想与政策实践的互动，注重政策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形成与演变，为探讨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方法提供了重要启发。总之，“历史重建”“理性重建”和“创造解释学”的综合框架，突破了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局限，并通过引入政策范式和“创造解释学”，赋予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更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创新潜力，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外，西方经济思想史家有关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关联的经典洞见，也是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在《经济分析史》中区分了三个层面：经济理论被视为中性的、科学的工具箱，用于解释经济现象；经济思想则包含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政治主张等；经济政策属于实际操作层面的建议，处理“应该是什么”的规范性问题，受前两者的共同塑造与影响。他进一步指出：经济理论的发展并非在真空环境中进行，而是常常受到时代问题的刺激并源于现实的政策需求，不过其进步过程往往通过抽象化而脱离具体的政策语境；反过来，经济政策必须基于可靠的理论，同时又深受经济思想中意识形态等非科学因素的深刻影响(熊彼特，2017：17—23)。哈里·兰德雷思(Harry Landreth)①则把经济思想史视为理论与政策互动的历史。他认为，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之间存在双向互动的关系，理论范式为政策提供认知工具与合法性叙事，而政策实践的成败又反过来检验、修正或颠覆既有理论，每一时期重大理论的提出，都与当时最紧迫的经济政策争论密切相关，即重大理论范式的转换往往先行于政策转向，成为经济政策演变的深层驱动力量(兰德雷斯、柯南德尔，2014)。其经典论述虽已触及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关联的深层机制，但在当代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吸收与对话，加强这方面研究的引入与本土化讨论，将有助于深化对经济政策(思想)演变逻辑的理解，并为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提供更坚实的思想基础。 整体而言，现有关于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相关探索已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与创新性，为该领域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本文进一步的探析提供了宝贵的学术启发。然而，这些既有努力仍存在若干局限：一是研究视野主要着眼于中国本土历史叙述，与当代政策研究理论的对话较为欠缺；二是分析逻辑偏重于历史语境的还原或单一唯物史观框架，难以充分整合物质利益驱动与思想观念塑造的双重解释逻辑；三是尚未形成一个具有普遍性、跨学科和范式兼容的分析框架，因而对经济政策变迁及经济政策思想演变规律的解释力仍然不足。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要在方法论层面实现突破，亟须打开新的理论视域与分析路径。本文以经典政策研究理论为主要对话对象与理论资源，通过对政策研究代表性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进行回顾和评价，剖析其各自的优势、蕴含的分析范式以及面临的解释困境。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通过跨学科的理论整合，凝练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必须解答的六个层层递进的关键问题，探索构建一个以物质利益驱动与思想观念塑造双重逻辑为核心、具有模块化兼容特征的分析框架。这一基于理论整合与关键问题的方法建构，能够进一步实现对经济政策思想内在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深化研究，并且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迈向更具理论自觉性与普遍解释力的分析范式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参考，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学立足自身实践、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方法论角度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