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利润率与资本积累的宏观动态是政治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主题之一。1998年，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长文《全球动荡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后经部分修订，于2006年以专著的形式出版。该文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为分析的起点，以利润率下降论为分析的基础，以美国、德国和日本三个国家的互动为主轴，描绘了一幅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从长期繁荣向长期停滞转变(1950—1998年)的宏大画卷。在布伦纳看来，长期繁荣源于高利润率的实现和持续，长期停滞则是盈利能力下降且未能恢复的结果。具体而言，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期间实现并维持了近20年的高利润率，使得美国、欧洲和日本开启了战后的长期繁荣。而1965—1973年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无论从单个国家抑或整体层面来看)出现了利润率的急剧下降：这一下降首先发生在制造业，然后波及整个私人经济，首先从美国开始，然后席卷了西欧和日本，最终导致战后繁荣的终结(布伦纳，[2006]2016，序言，p.2)。 布伦纳的文章一经发表，就立刻轰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学界再次把目光聚焦到积累的宏观动态和经济危机理论上。包括约翰·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詹姆斯·克罗蒂(James Crotty)、本·法因(Ben Fine)、热拉尔·杜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等在内的数十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参与了这场论战，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争论的热潮。笔者将这场争论称为“第二次布伦纳论争”，以区别于始自1976年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的“布伦纳辩论”(The Brenner Debate)①。该文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广泛和长时间的争议，与布伦纳关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利润率轨迹的独特解释有关。在他看来，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盈利能力下降，根源在于制造业部门国际竞争加剧导致的制造业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过度竞争导致的利润率下降之所以长期恶化，且迟迟得不到改善，主要是因为供给过剩的生产领域退出不足和进入过多。第一，后来者将更廉价的劳动力与更高水平的技术结合起来，使得生产同一产品的成本更低(布伦纳，[2006]2016，p.37)。第二，面对低成本新进入者的挑战，高成本的老牌制造商仍然选择留在而不是退出所在行业。这是因为：一方面，多年经营所积累的专有无形固定资本，诸如独到的市场信息、与供应商和客户的良好关系以及技术诀窍等，只有继续留在原有行业中才能实现其价值。另一方面，厂房、设备、机器等有形固定资本是一种“沉没”资本，只要在新的、更低的价格水平下，老牌制造商至少可以获得基于流动资本(对劳动力、原材料和半成品的追加投资)的平均回报率，那么继续留在原来的行业就是一种理智的选择(布伦纳，[2006]2016，p.30，36)。于是，在制造业的国际市场上就出现了“后来者吃先来者，而先来者则赖着不走”的局面。第三，信贷增长导致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持续难解。大量的借款虽然有利于让低利润公司继续存活下去，但是也使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更加严重，不仅延缓了盈利能力的恢复，而且使得经济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上升(布伦纳，[2006]2016，p.37)。第四，各国竞相采用汇率贬值的方法来提升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试图将利润率下降的不利影响转嫁给其他国家。汇率的变动已然成为各国资本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 显然，布伦纳的“国际竞争过度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马克思认为，一般利润率下降的主要驱动力是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节约型的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过程必然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而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必然会驱使一般利润率下降。 二、布伦纳对供给侧解释的批判 布伦纳关于战后资本主义利润率趋势的历史和理论分析，建立在对利润挤压论的批判之上。他甚至还给后者贴上了一个“供给侧解释(Supply-Side Explanations)”的标签。利润挤压论认为，国民收入中的利润份额降低是利润率下降的直接因素，其深层原因是收入分配发生了有利于劳方的变化(鲁保林，2013)。通常情形下，利润率可以分解为利润份额和产出资本比的乘积，即
。其中，r表示利润率，π/Y表示利润份额，Y/K表示产出资本比。如果利润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利润份额π/Y下降所致，那么就可以称利润受到了侵蚀或者说“挤压”。令产出Y=W+Π，利润份额σ'[,π]与工资份额σ[,w]可以相互转化：
。工资份额可以表示为：
。L表示劳动小时，w表示平均小时工资，y表示平均小时劳动生产率。根据利润受挤来源的不同，利润挤压大致分为劳工实力增强和生产率拉低两种类型，前者表现为工资升高，后者表现为生产率下降。 劳工实力增强论认为，w的上涨推高了工资份额，对利润和利润率形成挤压。至于劳工实力上升的原因，有“劳动后备军耗尽说”和“工会力量增强说”两个版本。博迪和克罗蒂发现，在典型的经济扩张中，利润—工资比出现了显著下降。在扩张初期，单位劳动成本相对于产出价格下降，但通常过了扩张中期就会超过价格。对此，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在经济扩张的后半段，劳动力越来越稀缺甚至出现劳动后备军耗尽，这一变化增强了劳动力市场上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对抗的谈判筹码，使得前者成功地争取到更高的实际工资(Boddy and Crotty，1975)。与博迪和克罗蒂不同，格林与萨特克利夫侧重于讨论工会实力的增长以及工人阶级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他们发现，战后英国利润率的急剧下降是由劳动份额上升引发的。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劳工的工资需求上升。二是国际竞争加剧，企业无法像以前那样通过提高价格来转嫁工资成本(Glyn and Sutcliffe，1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