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自信和学科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及相应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取得重要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 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等一系列论述中，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党不断深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并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从基本范畴和术语革命、重大原则和基本方法、重要思想和重大命题、根本立场和价值导向等多方面，创造性地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这一学说体系的重要特点在于其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具有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性质，其中，不仅要不断面对发展实践中的新问题新情况，而且要深入探讨学说体系本身的发展，重要的问题之一便是伴随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加速，在研究方法上，如何对待和运用数字化条件下的数理理论分析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产生于西方。尽管在我国经济发展史和思想史上也曾有过非常丰富的经济思想，但严格来说并未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古希腊词源上，“经济”是指家庭管理，色诺芬的《经济论》所说的经济，就是指庄园管理。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在《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中，把经济从庄园管理上升为国家治理，首次提出“政治经济学”这一范畴，并使之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主题。所谓英国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财富的性质及其生产分配的规律。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标志着“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所取代，但这种取代也并不十分严格，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可以通用的。直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才有意识地区分二者：一种情况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行为过程，即所谓“新政治经济学”；另一种情况是考察政治与经济关系，即所谓“国际政治经济学”。①我们要讨论的经济理论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不是指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重要的思想来源当然可以追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特别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一方面，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能够作为科学开始发展，是始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思想界之后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②另一方面，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强大生命力是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伟大实践。因此，“要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不能被边缘化”③。 数学作为分析工具和重要方法引入经济学，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是1871年边际革命之后的事情。同样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意识到世界运动的规律，可以用数学来表达。这种数学的表达，以其逻辑的严谨和精确性，体现出相应科学思想的成熟性。也就是说，科学与数学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经济学被作为在哲学社会科学中最具科学性，或者说最具科学范式表征的学科，重要的原因便在于数学方法在其中的广泛深入运用。这种运用既有经济发展史的背景，也有经济思想史的动因。从经济发展史看，一方面，在制度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跨越自由竞争时代，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制度的有效性受到历史性冲击，尤其是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作为资源配置“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协调能力在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在发展上，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不断深化，带来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结构上的均衡，都面临更为复杂的矛盾，需要经济学做出更为精准的分析，包括更为深刻的制度分析和更为精确的数理分析。从经济思想史看，一方面，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巩固，要求经济学回答的基本问题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从回应为什么要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以回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的历史进步性、正义性为主，转变为回应怎样有效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以回应怎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实现资本收益最大化为主。另一方面，与所研究的问题发生历史性变化相适应，在分析方法上，古典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和历史分析难以满足求解收益最大化极值的需要，经济学发现均衡的位置，求解极值的实现条件需要更充分运用数学分析工具。 此外，数学方法和计量工具被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于经济学，包括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的分析，对经济学这门具有历史科学性质的社会科学而言，或许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可获得的历史资料的不充分不完备。这种不充分不完备主要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资料数量占有的不充分；另一方面是所运用的历史记载下来的信息资料是经过前人整理并记录的，而这种对于历史的整理和记录不同于对自然现象的记录和发现，往往带有记录整理者本身的价值判断和主观选择。因而，其真实性(客观性)会受到质疑，从而使资料的质量难以保证。由于所运用的资料的数量上的不充分和质量上的不确定，就会为科学探索带来困难。高深复杂的数理分析和计量工具的运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克服这种困难的需要，“如果资料十分完备，简单的统计方法通常就够用了。资料越是贫乏，就越需要使用高深的统计方法。但无论如何，可以利用的资料总量低于标准统计方法所要求的最低限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获得成就，关键就在于研究者要能够发现一种可以靠有限的有用资料来解决问题的方法。”④也就是说，科学的经济理论必须是能够发现并阐释经济发展历史规律的学说，经济发展历史本身得以符合逻辑的呈现和论证必须通过经济学理论的系统说明。经济学作为历史的社会科学，应当是这种论和史的统一，数理分析和计量分析应当是促进这种统一，而不是替代经济学。我们要讨论的经济学数理理论构建和发展问题，更重要的并不是囿于经济史和思想史意义上的问题，而是针对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所要求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及基本方法的变革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