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相比，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实体经济重要性的同时，明确要求保持合理比重，并将三中全会提出的智能化、绿色化、高级化改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强调先进制造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骨干。制造业合理比重、“三化”与先进制造业锻造，三者构成一个基础—方向—目的指向明确、环环相扣的战略部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1978年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1.4％跃升至2022年的30.2％，形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按照配第—克拉克定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产业结构会呈现出“退二进三”的变化。这一规律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得到了普遍验证，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降至20％以下。在中国，配第—克拉克定律也开始有所表现：2011年之后，中国服务业增速明显高于制造业增速，以2015年本币不变价格计算，2008-2018年，中国服务业国内生产总值占比从43％上升到52％，制造业占比从31.6％下降到了29％。在此期间，服务业平均年增速达到9.6％，远超过制造业年均增速7％。① 为什么在服务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强调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何谓合理比重?在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上，为什么又要强调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为什么将先进制造业置于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位置?这一系列论述有何内在关联性?要深入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需要跳出单纯的产业比重变化表象，从工业化规律、制造业产业结构、数字时代产业特征以及中国国情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性分析，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制造业的历史定位与时代变化，更能为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余文安排如下：首先对制造业比重变化进行理论分析和经验检验，其次对制造业合理比重与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关系进行讨论，分析制造业“规模基础”与“质的提升”之间的关系，继而对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分析，最后结合中国国情，对提升先进制造业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保障进行探讨。 事实上，关于中等收入—技术—产业陷阱的大量研究都强调了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在发展理论中，对制造业的引擎作用也存在高度共识。与这些研究相比，本文的观点创新主要有两点：第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所强调的制造业合理比重，并不是单纯侧重于规模占比，合理规模并不是“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这种含糊指向。“合理”二字，更强调的是结构合理。而合理结构的制造业之所以要保持合理比重才能实现先进制造业方向上的产业升级，是因为产业升级需要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之间的协同发展。与此同时，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对关键稀有金属有很高的依赖性，而这些稀有金属的成本和供应稳定性依赖于制造体系的完备性，这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并强调融合化发展的关键原因。第二，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相比，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之前的高级化调整为融合化，既契合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的现实国情，更顺应了数字时代技术扩散的新特征。由于新一轮技术的相关技术扩散更快、技术周期更短和技术之间的依赖性更强，只有通过“融合”才能加速智能化、绿色化技术的扩散。而且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三者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智能化为绿色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持，绿色化为智能化设定可持续边界，避免智能技术进步导致能耗和排放总量增加的“杰文斯悖论”，而融合化可以为智能化与绿色化提供载体，是二者协同效应充分释放的关键路径。 一、制造业占比演变：倒U型规律与结构异质性 (一)卡尔多典型事实与配第—克拉克定律 长期以来，卡尔多典型事实一直具有经验意义：制造业产出增长与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正相关；制造业产出增长与制造业生产率正相关；制造业产出增长和经济总体生产率正相关②。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兼具多重关键功能的综合性发展引擎。从产业关联视角看，制造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可贸易化，使其具有很强的分工可能性，能够带动上下游众多产业协同发展。从技术创新视角看，制造业也是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和扩散平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大多源于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与自主创新，制造业的技术突破能够通过产业链传导至其他产业，推动整体技术水平提升。从就业与收入视角看，制造业能够吸纳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通过劳动生产率提升带动居民收入增长。从国家能力视角看，制造业发展需要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配套能力提升，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基础。也正因如此，长期以来，制造业一直被视为发展的引擎。经济史的研究也表明，除中东少数石油国之外，绝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经过了“制造业富国”这一阶段。高峰时期制造业占高收入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25％—35％。发达国家制造业吸纳的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峰值一般在30％以上，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曾达到了40％。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