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是核心机制与关键路径。如何通过提升代际流动性打破阶层固化的循环、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实现分配公平，已成为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高增速背后亦伴随着收入与财富分配失衡的加剧(邹薇和马占利，2019)。这种结构性矛盾不仅侵蚀了“机会公平”，更通过教育、就业与职业发展等多维渠道形成阶层优势的代际传递，进而强化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固化趋势(Li et al.，2024)，显著抑制了社会纵向流动性的提升，构成了制约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程的深层障碍(史新杰等，2022)。 当前数字技术正引领全球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它不仅重塑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重新定义了个体发展的机遇与壁垒。但数字经济发展在创造普惠机遇的同时，还催生了新的不平等现象——数字鸿沟。伴随数字经济在社会经济各领域的深度渗透，数字鸿沟的核心矛盾正逐步从区域、城乡数字基础设施覆盖的差异，转向个体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不足与数字素养培养体系的差距。这种“接入鸿沟”向“能力鸿沟”的转变，意味着数字应用能力的分化不仅可能延续既有的社会经济差距，甚至可能进一步强化阶层固化趋势，成为社会流动的新障碍。数字素养作为决定个体能否有效参与并受益于数字经济的核心能力，为个体突破代际劣势提供了新的可能，系统性提升全民数字素养有望缓解因“能力鸿沟”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在此背景下，提升居民数字素养是否能够有效促进社会流动，并帮助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子代突破代际弱势循环?亟待从理论与实证上进一步论证。 代际流动性指子代与父代在社会经济地位(教育、职业、收入等)上的相关性(陈雅坤等，2023)，是衡量社会结构开放与机会公平的关键指标。一个高流动性的社会意味着个人成就更多依赖于自身努力与才能，而非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经济地位的继承往往是社会不平等代际传递的核心，代际收入流动性因直接关系到家庭的物质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平等而备受研究者关注，故通常被用作代际流动性的测量指标。目前研究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测度。代际收入弹性是衡量父代与子代收入相关性的核心指标。国内基于代际收入弹性的实证研究普遍证实，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呈减弱趋势，反映出阶层固化的潜在风险。从时序趋势来看，我国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群体代际收入弹性为0.390，而20世纪80年代出生群体的代际收入弹性则进一步上升至0.442，显示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代际间收入依赖程度反而呈增强的趋势(Fan et al.，2021)。袁青青和刘泽云(2022)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进一步发现中国“70后”至“90后”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呈现整体下降态势。二是关于如何促进代际流动与减少代际收入依赖。学者主要从个体家庭特征与宏观政策环境两方面进行讨论。在微观层面，家庭初始禀赋构成了代际传递的起点，具体体现为家庭籍贯(巫冰和吴菲，2025)、宗族网络(Zhao & Hou，2025)以及对后代的人力资本投资(陈新忠和周静玉，2021)等。此外，也有部分学者探讨了超越家庭范畴的个体同辈网络对代际流动的影响(Cattan et al.，2025)。在宏观层面，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塑造整体机会结构的外部力量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包括结构性的经济变迁与干预性的公共政策两类。一方面，结构性的经济变迁通过重塑劳动力市场而影响流动路径。例如，工业自动化(Berger & Engzell，2022)与产业国际转移(张华和罗丹，2025)会深刻改变市场对技能的需求与职业构成，进而系统性调整代际流动的渠道与可能性。另一方面，干预性的公共政策通过塑造发展机会与资源分配格局来影响代际流动。如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够通过收入再分配直接缓解低收入家庭的资源约束，为子代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Liu & Song，2022)；或政府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改变家庭内部的人口结构与资源集中程度，影响代际收入传递(袁扬舟，2021)。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重塑社会生产与分配关系的新形态，改变了家庭收入的结构与来源。其自身所具有的均衡、共享等特征与共同富裕的发展要求高度契合。基于此，学者开始以数字经济为切入点，研究其对机会公平、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早期研究聚焦于数字经济如何改善横向社会经济公平，广泛探讨了其在助力农民增收(秦芳等，2022)与推动包容性增长(张勋等，2019)等方面的积极影响。随着研究的持续细化，研究视角逐渐从横向公平转向纵向代际关系，并进一步聚焦于数字素养的经济效应，尤其是其在代际流动中的长期作用。研究表明，数字技术的使用，特别是互联网的使用，对个体工资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李雅楠和谢倩芸，2017)，这为探讨数字素养在收入提升乃至阶层跨越中的作用奠定了实证基础。 综上，国内外学者围绕数字素养与代际收入流动性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视角正由数字经济的宏观分配效应向代际长效机制延伸。综合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第一，以往研究多从数字普惠金融等宏观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这种宏观层面的数据很难客观反映对微观个体层面的影响。为弥补这一缺口，本文基于个人数字素养这一微观视角探讨其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第二，本文将社会资本和就业质量纳入传导机制分析，系统揭示数字素养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内在机制，拓展了相关理论框架。第三，从个体与家庭特征维度出发，围绕性别、家庭背景及是否为独生子女，深入考察数字素养对不同群体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的异质性。这有助于识别数字时代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为弥合群体间数字鸿沟、推动更具包容性的数字经济发展，进而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实证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素养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理论分析 技术革命，特别是以信息通信技术与互联网普及为核心的数字转型，深刻重塑了经济社会的机会结构与运行逻辑，这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机制与机会创造模式两个维度的变革。在收入分配方面，数字技术通过促进知识、信息与数据等要素的广泛共享，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动力，还有效促进了贫困的缓解，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的收入分配格局。在机会创造方面，数字经济催生了大量新兴职业与灵活就业形态，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生产效率、带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显著改善了整体就业环境(戚聿东等，2020)，为个体拓展了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同时，数字经济重构了要素的组织与流动方式，提升了信息、资源和人员在不同场景下的配置效率与匹配精度(夏杰长和刘诚，2021)。各类招聘平台、社交网络与职业社区构建了实时、开放与共享的信息生态，这降低了个体尤其是传统信息弱势群体的信息获取成本。对求职者而言，互联网平台提供了丰富、及时且易于获取的岗位信息，使其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就业选择，从而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识别能力与议价空间(Kuhn & Mansour，2014)。这不仅缓解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就业匹配低效，也使个体能够突破地域与社交圈层的限制，获取更广泛的职业机会，从而拓宽向上流动的空间，为促进代际流动提供了新的结构性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