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实体经济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下简称“三化”发展)，不仅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路径，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①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正面临“不愿三化”与“不能三化”发展交织叠加的困境，其背后不仅是企业的个体利益权衡，更反映了要素供给、制度环境等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不愿”并非源于企业惰性，而是转型成本与收益结构失衡下的理性规避。“三化”发展本质上是对传统生产函数、组织逻辑与价值创造模式的系统性重构，要求企业打破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改造乃至重塑技术架构、管理流程、供应链与商业模式。②但该过程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且具有高沉没成本、长回报周期与强不确定性特征，③在缺乏有效风险分担机制和稳定预期的情况下，多数传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承担高昂的试错成本，导致转型内生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不能”则暴露了我国实体经济在新型生产要素供给体系上的系统性短板。“三化”发展高度依赖数据要素、数字技术、绿色工艺、跨界复合型人才等的持续投入，但当前大量传统企业受限于数字化基础薄弱、绿色技术储备少、人力资源不合理等问题。更为关键的是，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足，大企业单点突破、中小企业掉队断链的现象普遍存在，使得个体企业的转型努力难以嵌入整体生态，进一步放大了“网络效应”与“数据鸿沟”。即便企业转型主观意愿强烈，也常因资源禀赋差、技术门槛高、生态支撑弱而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正深度融入从研发到分配的各环节，不仅通过挖掘分析驱动业务流程优化，还依托智能算法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从而推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④事实上，数据资源在企业间分布极不均衡，数据垄断或数据壁垒现象并不少见，其不仅扭曲市场竞争机制、抑制创新活力，还可能降低社会整体福利。⑤作为数据要素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公共数据凭借覆盖广、零边际成本、非排他性和公共价值高等特征，正逐渐成为弥合“数据鸿沟”、推动公平赋能的重要抓手。相关研究表明，公共数据不仅能显著提升市场信息透明度，有效降低实体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所需承担的信息搜寻与获取成本，还可作为外部知识源嵌入企业研发体系，促进跨域知识融合，加速技术迭代与创新突破。⑥因此，深入探究公共数据资源对实体经济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不仅有助于揭示数据要素赋能“三化”发展的微观基础，更对激发实体经济内生转型动力、切实降低制度性与技术性门槛、构建包容高效的数字生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沿三条脉络展开。第一条脉络聚焦公共数据开放的经济社会效益。公共数据开放不仅有助于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激发区域和企业创业活力，⑦还能通过增强数据普惠性、激活社会用数潜力、弥合信息不对称、扩大数据相关任务需求等，⑧助力企业识别新兴投资机会、拓展数字劳动力需求、提升市场竞争力，进而推动制造环节的智能化升级与组织管理体系的优化。⑨第二条脉络关注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驱动因素。市场需求牵引与技术创新构成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绿色金融支持和人力资本积累则提供关键外部支撑；⑩兼具实体根基与数字能力的新型实体企业，能够依托网络协同效应加速转型进程，形成良性循环；(11)此外，数字基建部署、区块链技术应用以及自贸区制度创新等政策工具，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智能化水平。(12)第三条脉络则着眼于产业融合化的路径与机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作为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不仅拓展了产业边界，也显著增加了电力消费；(13)同时，传统制造企业通过借力数字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在实数融合的关系互动中不断催生技术创新与组织变革；(14)而上述融合进程的深入推进，也需要推动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有效融合，从而形成技术、产业与资本协同演进的良性循环。(15) 现有关于公共数据资源的研究多以“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是否上线”作为准自然实验，虽然在识别公共数据开放行为的影响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其本质是聚焦于制度供给的“有无”，而非公共数据本身的经济效益。事实上，尽管近年来各地政府积极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但仍普遍存在数据供给不足、更新频率偏低、格式标准不一、字段缺失严重等突出问题，部分平台甚至出现“有目录无数据”“重系统建设、轻持续运营”的形式化问题。鉴于此，本文突破“平台上线与否”的传统研究路径，转向公共数据资源本身，基于城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发布的真实可获取数据集，并匹配实体经济领域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从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互证的角度，展开系统研究。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构建起公共数据资源促进实体经济“三化”发展的理论模型。当前学术界对公共数据资源能否以及如何驱动实体经济“三化”发展的探讨仍显不足，尤其缺乏有效的微观理论支撑。针对此研究缺口，本文通过引入公共数据资源内生积累的假设，创新性地构建了一个包含传统部门、智能化部门与绿色化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从理论上揭示了公共数据资源与实体经济“三化”发展之间的正向联系，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可拓展的理论框架。第二，突破了既有研究在公共数据资源测度上的方法论局限。现有文献多以地方政府是否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作为准自然实验，将“平台上线与否”简单作为公共数据资源的代理变量，然而该做法忽视了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有目录无数据”“重平台建设、轻内容运营”等形式化开放问题，可能导致估计偏误甚至因果识别失效。针对此方法局限，本文系统采集并清洗了2013-2023年间122个城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发布的真实可获取数据集，通过系统实证设计，识别了公共数据资源对实体经济“三化”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深入理解公共数据资源的经济社会价值，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经验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