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代，日本在“求知识于世界”的方针下，通过引进并移植西方学术体系，加速其“文明开化”进程。以启蒙思想家西周(1829—1897)为核心的学者群体，率先对西方知识体系展开规模化的迻译、引进与传播。西周是正式将西方哲学系统地介绍到日本的第一人，朱谦之称其为“西方哲学的最初的移植者和开拓者”。①经西周之手创译出的诸如“哲学”“主观”“客观”“理性”“演绎”“归纳”“先天”“后天”等译名，已经成为哲学表述中不可或缺的概念，直到现在仍为人们广泛沿用。概念是凝练的思想，也是学术框架的重要关节，西周的创译为东西方哲学交流搭建了桥梁。在译介康德哲学之时，西周首次将西哲“a priori”与“a posteriori”概念对译为“先天”与“后天”。这是一种赋予已经成为古语、休眠语的词汇以新的含义的译法，即“再生转用法”，②在西学东渐盛行的明治时期大为流行。井上哲次郎主编的《哲学字汇》称其对“先辈之译字中妥当者，尽采而收之”，③其中就收有“先天”与“后天”这对概念。余又荪曾指出，“西周译此二语，颇费心机，现在的人只知用此二语而多不知其出处”。④在现有不多的研究中，有学者将之与“先验”“超验”等译名相比较，梳理“先天”译名在日本与中国的早期接受与使用情况；并探讨了日本近代学者桑木严翼对康德哲学中“a priori”的分析与理解。⑤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尚有未尽之处，本文意图通过深入考察西周在迻译“先天”和“后天”时所采取的译释策略，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双重谱系：一方面承续并重构中国儒学“先天学”之形而上学框架，另一方面吸纳以主体性为核心的西方近代超越论立场。 一、中国古典意义上的“先天”与“后天” “先天”与“后天”作为中国古典既有概念，最早出现于《周易·乾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孔颖达认为，“‘先天而天弗违’者，若在天时之先行事，天乃在后不违，是天合大人也；‘后天而奉天时’者，若在天时之后行事，能顺奉上天，是大人合天也”。⑥根据孔颖达的说法，此“先天”指的是先于天时之意，“后天”则是后于天时之意。同样的用法亦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如“太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太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诸同正岁，气化运行同天”。⑦这里的“先天”与“后天”，结构和用法与“同天”一致，分别为“先于天时”“后于天时”以及“同于天时”之意。⑧ 易学研究中的“先天图”与“后天图”之辨肇端于北宋，后遂有“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的学术分野。朱熹认为，“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⑨而所谓“先天图”，指的是伏羲所作“先天四图”；“后天图”则是指周文王所作“后天二图”。⑩朱熹还指出，“伏羲四图，其失皆出邵氏。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所谓先天之学也。……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后天之学也”。(11)这实际指出了先天学的传承关系，其中邵雍是先天学的集大成者，他建构了庞大的先天易学理论体系，并被以朱熹为首的学者所承袭和发展。 “先天之学”是邵雍所独创的说法，“天”是其学说中尤为重要的核心概念，在他看来，“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12)究其意，则在于以先天之学建构一以贯之的天人合一理论体系。即如研究者所言，“邵雍先天之学代表了儒学内部因时制宜的一种自我革新，由此引出的先天工夫也在后世学者中得到继承与发展”。(13)朱熹的先天学在继承邵雍“天人之际”框架的同时，也进行了关键性的体系升级。邵雍以“象-数”推演宇宙运行的形式结构，朱熹则在这一结构中嵌入“气-理”的维度，形成以“气-理”推阐“象-数”的四重拓扑。“通过先天象数学，朱熹将其理气论与伏羲易学相接榫，从而为其理气论找到了经典支撑”。(14)“有是理，便有是气；有是气，便有是数”，朱熹不仅回答了数如何可能的存有论问题，也说明了数如何被认知的认识论问题，即“有如是之理，便有如是之象，有如是之象，便有如是之数”。(15)最终，他把邵雍侧重于宇宙论符号系统的“象数之学”，转化为以价值与规范根源为核心的“气理之学”，完成了一条从天之超越性到人之实践性相连续的逻辑通路。宋代以降，“先天”“后天”概念以易学思想为基础，而兼容儒道思想，即如研究者所言，“‘先后天学说’的本质，是以超越时空的博大思维理念，考察宇宙、大自然、人类社会的化生之道。这种理念，穿插着儒家以有为本而有无相生的互补精神，融汇着道家以无为本而无所不为的超脱宗旨”。(16)也因此，这两个概念及其相关学说得以继续传承。 在近代日本“西学东渐”的知识迁移过程中，西周正是借用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原有的这对范畴，首次将康德哲学术语“a priori/a posteriori”对译为“先天/后天”。与此同时，他并未停留在单一的认识论对应，而是依据中国古典学说对这两个概念在宇宙本体、自然哲学以及人伦社会等多维语境中的投射，重新激活并扩展了它们的语义张力。以下就此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