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薄概念”

　　本文的问题意识源于以下困惑：既然在伦理学中存在厚概念与薄概念的区分(如诚实、勇敢、背叛、贞洁属于厚概念，对、错、好、坏和应当属于薄概念)，推而广之，在审美领域(如迷人、怪诞、崇高属于厚概念，美与丑属于薄概念)和认识论领域(如观察敏锐、可靠、迟钝属于厚概念，对与错属于薄概念)也存在类似区分(Cf.Kirchin，2013：2)，那么一个自然的追问便是：政治概念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厚薄之分?具体而言，B.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在政治现实主义中围绕权力与合法性(Legitimacy)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工具，究竟属于政治的厚概念还是薄概念?这一追问最终指向一个更深层的关切：威廉斯提出的这些核心概念，是否真正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政治世界的“深刻的偶然复杂性”?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问题的根源究竟何在?

　　为解答上述疑问，本文首先梳理厚、薄概念的基本区分，阐明威廉斯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一以贯之的内在主义立场。其次，引入威廉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指出基本合法性要求(Basic Legitimation Demand)和讲得通(Make Sense)的主要功能在于实现“内在解释”，批判理论原则(Critical Theory Principle)①则主要服务于“内在批判”。再次，借助J.C.斯科特(James C.Scott)关于公开剧本(public transcript)与潜隐剧本(hidden transcnpt)的区分，本文论证威廉斯的BLD和MS因为无法“接受世界的引导”(worldguided)，属于政治上的薄概念。最后，本文指出，在处理“快乐的奴隶”与“快乐的被压迫女性”时，威廉斯未能融贯一致地运用CTP，从而导致批评不彻底的问题；同时，LEG因为无法明确“引导行动”(actionguiding)，同样不属于厚概念。

　　本文的最终结论是，威廉斯虽然呼吁“哲学需要历史”，并试图为特定的社会制度和心智生活提供“最讲得通”的辩护，但是他的工作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因为缺乏对潜隐剧本的敏感性，导致“解释的不充分”；另一方面，因为在具体应用时存在双重标准，导致“批评的不彻底”。究其根源，威廉斯的内在主义立场使他宁愿选择“伦理上讲得通”的生活，为此不惜承担“逻辑上讲不通”以及“政治上讲不通”的理论风险。

　　一、伦理的厚、薄概念与威廉斯的内在主义

　　厚、薄概念的区分由来已久(Cf.Jenkins，2006：133-135；参见詹金斯，2025；Cf.Kirchin，2013：2)，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这个区分意在指出：“厚概念既具有评价性，也具有描述性。相比之下，薄概念虽然显然是评价性的，但被认为没有太多或根本没有描述性的概念内容：我们几乎无法了解对象是什么样的，除了知道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喜欢(或不喜欢)它，认为其他人也应该这样做，等等。”(Kirchin，2013：2)

　　威廉斯对于厚概念与薄概念的区分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在他看来，薄概念是“某种共同的、框架性的道德概念”(Williams，1972：32)②，其功能仅在于“引导行动”，如好、对、应当即属此类概念。(Cf.Williams，1985：128)③相比之下，厚概念不仅“引导行动”，同时也“接受世界的引导”，例如背叛、承诺、残暴、勇气、怯懦、谎言和感激等。(Ibid.，140-141，150-152)

　　所谓“引导行动”，是指为行动提供理由，至于这个理由是否具有决定性，是否会被其他理由压倒，则需视具体情境而定。所谓“接受世界的引导”，指的是关于如何使用这些概念，这些概念是用对了还是用错了，熟知它们的人们可以达成一致意见。(Ibid.，140-141)

　　厚、薄概念的区分并非没有争议，最常见的一个批评是：“所有的伦理概念，即使是最薄的，也都有点厚。它们都是受世界引导的。”(Smith，2013：98)换言之，厚、薄概念是同一光谱上的连续体，“在‘薄’与‘厚’之间没有明确合理的界限”(Kirchin，2013：4)。然而，上述批评无法完全削弱威廉斯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威廉斯区分厚、薄概念意在强调“一个相当依赖于一般伦理表达式的社会不同于一个更加注重特殊伦理表达式的社会”(Williams，1985：128)④。当面对后一种社会时，“外在批评者”往往因为不分享该社会的价值而简单地把它批评为不公正的或者不合法的。相比之下，威廉斯真正关切的“内在解释”不仅共享特定文化与制度的价值，而且“这些解释可能被那些实际使用被解释的道德观的人所采用。”(Cf.Koopman，2010：24)换言之，外在批评者运用的是不接受世界引导的薄概念，而内在解释则必须使用被解释者认可的厚概念。

　　与罗尔斯、哈贝马斯以及罗蒂一样，威廉斯对于形而上学时代的落幕保持高度自觉，但是在接受了历史主义的视角、承认自身核心信念与欲望的偶然性之后，威廉斯与前三位的反应并不相同：罗尔斯主张悬搁真理，在宪政民主社会的框架下追求重叠共识；哈贝马斯构建“理想的言说情境”，借助沟通理性来实现理性共识；罗蒂倡导成为“自由的反讽主义者”，强调“对自己目前使用的终极语汇，抱持着彻底的、持续不断的质疑”(参见罗蒂，2003：105—106)。相比之下，威廉斯的反应最为保守，他对“反思会摧毁知识”保持高度警惕，将文化特殊性与历史偶然性视为“我们”之为“我们”⑤的根本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