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将救世情结喻为知识分子的“鸦片”，因此，他告诫说，“如果宽容来源于怀疑，那么我们将教育人们怀疑一切模式和乌托邦，拒绝一切拯救和灾难的预言者”。①在阿隆看来，乌托邦式知识分子扮演的是“世俗宗教的祭司”角色。若要对“世俗宗教”祛魅，知识分子便需放弃那种凌驾于历史之上的傲慢，转而接纳一种更为审慎克制的理性。这意味着批判的有效性不再取决于其提出的宏大政治预言，而取决于其对具体实践场域中复杂的社会机制的清醒认知。事实上，社会行为主体只能在社会情境所设置的可能行动边界之内发挥自身的实践能动性，对于下文要论及的批判性知识分子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我们的社会批评家们只能在斯库拉海妖(某种主观性的行动理论)与卡律布狄斯漩涡(形形色色的社会决定论)之间迂回穿插。②他们不能不敏感于“客观结构”与“结构化的配置”③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当他们不再沉迷于纯粹意志的创造性力量，转而面对限制着人的行动能力的社会总体结构时，真正的反抗才得以发生。 基于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澄清，本文尝试从阿多诺的视角出发回答“成为批判性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的问题。④一个根本性的回答是：批判性知识分子应该通过他们的理论思考，帮助人们摆脱各式各样的社会符咒的禁锢，他们的使命是揭露社会总体性的“人为建构”属性，瓦解那种“已然如此，别无他途”的意识形态神话，即否定“现存即合理”的宿命论逻辑。在“全盘管理的世界”里，肩负解咒职守的知识分子注定处于“无家可归”的边缘，这种结构性的“不适应”并非偶然的遭际，而是其获得智识上的独立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因此这一境遇带有某种宿命色彩。⑤在这个意义上，在揭示“人类普遍的不幸境遇”的同时，批判性知识分子不得不接受一种类似宗教苦行者的隐忍与孤独。 一、索雷尔式“幽灵” 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法兰克福，阿多诺选择疏离于轰轰烈烈的左翼革命实践。在批评者看来，这一退缩使他的辩证思想陷入一种“政治悖论”：它在姿态上似乎很激进，在实践中却无所作为。这一“非政治的虚无主义者”的形象在卢卡奇“深渊大饭店”的讽刺性譬喻中被固定下来。类似的说法还来自保守派的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他认为，阿多诺的行为不过是在举行一种“批判的礼拜式”——在“象牙塔”中践行各式各样的“仪式化批判”，却不敢逾越雷池一步。⑥ 在发表于《明镜周刊》的一篇题为《不要害怕象牙塔》的对话中，阿多诺对达伦多夫的批评作了如下回应，“就达伦多夫的情况而言，一种清新且愉悦的坚定信念占据了主导地位：仿佛只要你在这里或那里稍作改变，或许一切都会变好。我无法接受这种预设。但在‘议会外反对派’中，我总能遇到那种要求人献身、要求人加入的强迫性压力；这是我从早年起就一直抵制的东西。在这方面，我没有任何改变。我尝试将我所见、所思付诸言辞。但我不能将这一切建立在‘人们会用它做什么’或‘它将变成什么样’的考量之上”。⑦达伦多夫认为社会进步只能通过“在这儿或那儿稍作改变”来推进，他主张的是某种渐进式改良。对阿多诺来说，达伦多夫式“清新且愉悦”的乐观基调忽略了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深层机制，它让人们错误地认为我们还能与这个根本就无可救药的社会世界达成和解。 尽管如此，左翼学生向阿多诺提出的是“怎么办”的经典问题。阿多诺的回答却是：“我通常只能回答‘我不知道’，我只能无情地分析现状。”⑧他坦陈，对如何推动革命实践“(怎么办”)这一列宁式问题的回答，不能不取决于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种种偶然因素。“怎么办”通常要求给出一个明确的集体式方案，但现实当中不可能存在固定的行动路线。因为缺乏深度的理论反思，着意于“即刻改变”的任何措施，最终都会被现有的权力结构所吸纳。究其实质，此类“伪实践”丝毫没有触及权力机制运行的根本。在没有出路的地方虚假地标识出一条出路，无疑是理智上的不诚实。而阿多诺宁愿站在一种“不可知”的立场上，防止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被政治教条或集体运动所捆绑。 学生总是希望自己的“导师”能就一切重大问题直截了当地给出“现成答案”。对直接性的期待表明一个事实：即便身处自由民主社会，现代个体的自我认同仍然植根于威权式土壤，在心理积习上仍然没有摆脱对他律机制的倚赖。沉溺于“对权威的依附性认同”的人们，总是指望有人能在关键时刻替他们“指出一条明路”。阿多诺断然拒绝在学生面前扮演类似这样的“导师”角色，“正因为我意识到你们中许多人对我充满信心，我才极不情愿滥用这种信心，假装陷入——哪怕只是通过我的讲座风格——某种导师、圣贤的虚假人格之中”。⑨阿多诺深知，学生对他的期待是对魅力型人物的一种移情，这类心理投射很容易转移到政治强人身上。学生对“导师”的依赖，大众对威权领袖的膜拜，二者并无本质区别。某种程度上，一旦理论家充任了“先知”“导师”等魅力型角色，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放弃了独立的、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身份。 怀尔丁(Adrian Wilding)用“走钢丝”形容阿多诺的这种小心谨慎：“对阿多诺而言，传授实践智慧的艺术变成了‘走钢丝’，也就是，利用演讲者的权威，以一种非病态的方式赋予受众权力。”⑩的确，身处风口浪尖的阿多诺不得不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如果他利用多年积攒的声望，冒然下达实践指令，满足学生对“父亲”或“导师”的期待，这实质上与他要抵抗的威权式角色并无二致；如果他选择疏离、回避，难免坐实了左翼人士对他的斥责。总之，他必须小心谨慎地运用自身的权威，这样做不是为了将学生引向街头，而是要将他们引向复杂、艰涩的理论思考。 这就是为什么每每感受到行动压力时，阿多诺总是以冷静、疏离的学院派风格来回应——“我依然相信，在这个功能化和实用化的世界里，正是在普遍的实践强迫之下，人们应该坚持理论。我绝不允许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让我对我所写下的东西产生动摇”。(11)如果理论一心只想着回答“怎么办”问题，那么，它从一开始就服务于某个具体的政治目标，或与某个特定的政治运动相绑定，由此便实实在在地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问题在于，假如工具理性思维是现代世界的罪恶之源，试图迫使理论体现出某种效用价值，就是迫使理论向它要去抵制的东西缴械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