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数字文化与后人类思潮的交汇处，记忆问题日益凸显为理解主体性构成的关键线索。美国媒介理论家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在其著作《我的母亲是计算机》中，借由雪莱·杰克逊的小说《拼缝女孩》深刻揭示了非人记忆的哲学意涵，从而对人类记忆与数字记忆之间的差异与联系进行了奠基性探讨。她指出：“虽然在计算机中，内存是等距分布的，但对人类用户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在我们的记忆中，事件是按时间发生的，因而构成了序列。……记忆将同时性转化为序列，再将序列转化为连贯的过去所具有的连续性。但是人类记忆与计算机内存不同，并不能无限期地，甚至可靠地保留内容。如果人类的记忆存在空白(就像我无忧无虑的花季时光已经离我远去，这真实得让人不安)，那么它就变得像原子一样，充满空隙，看似具有连续性，实则布满孔洞。”①海尔斯进一步强调记忆对于人类生存的本体论意义，她认为：“我们是曾经的我们；我们是由记忆构成的”。②这一断言不仅将记忆提升为主体性生成的基石，更暗示了记忆的形态直接参与塑造了“我们”之为“我们”的存在方式。倘若如海尔斯所言，人类主体性在根本上源于其独特的时间性记忆结构，那么一个不可避免的追问随之浮现：非人记忆——尤其是日益渗透我们生活世界的数字智能体的记忆模式——是否同样以其自身逻辑塑造着某种新型主体?换言之，当我们面对一个具身化的人工智能体，其能否被视为某种意义上的“主体”，或许并不取决于其外形的仿生程度，而恰恰在于支撑其行为与交互的数据储存、处理与调用机制，即其记忆构型。这里潜藏着一个更为紧迫的课题：当肉身的人类与日益精密的具身智能体步入深度交互与共在领域时，二者之间的沟通究竟立足于何种记忆基础?是否存在一个共享的、可通约的记忆平面，作为对话与理解的共同根基?倘若此类共同的记忆界面乃共生未来之必需，我们又当以何种哲学与技术智慧去设计与塑造它? 这些问题绝非仅止于技术伦理或应用层面的考量，它们已然触及了人类与非人类智能体如何共存的根本性哲学本体论问题。在技术唯物论与后人类主义的视野下，记忆不再仅仅是心理学或神经科学的对象，它更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构型力量，参与了不同形态之“此在”的敞开与维系。然而，在试图回应上述关于共存之可能性的宏大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回归到记忆本身，对其存在方式进行一次彻底的本体论探赜。只有厘清记忆何以作为“存在之场域”运作，我们方能理解不同记忆体制(人类的、数字的或许还有杂交的)之间的断裂与缝合，并进而思考构建跨物种记忆共同体的条件与可能。我们正是试图跟随海尔斯所开辟的线索，将记忆从其惯常的认知载体角色中解放出来，置入一个更为广阔的物质性、时间性与技术性交织的本体论框架之中，以期为我们时代的记忆政治与主体性重构打开一道思想的裂隙。 一、记忆研究的三种方式 在深入探讨人与非人智能体之间的记忆共在问题之前，有必要将“记忆”这一看似自明的概念置于多层次的分析框架中加以考察。记忆并非一种均质的、透明的心灵功能，而是依其承载形式、运作机制与存在论位阶的不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与意义。我们可以初步将其划分为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区别的层次，每一层次都对应着特定的研究范式与问题域，这三个层次分别是个体经验层面上的记忆心理学、共同体文化层面上的记忆人类学，以及人类存在层面上的记忆本体论。 首先，记忆呈现为个体的记忆，它与具身化的意识、私密的体验乃至肉身的知觉痕迹紧密交织。在这一层次上，记忆构成了人格同一性的关键线索，是“我”得以在时间流变中保持为相对连贯主体的隐秘粘合剂。对此的研究，传统上属于记忆心理学的范畴，它关注回忆的内在机制、时间意识的构成以及体验的滞留与重构。然而，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的介入，已深刻改变了这一图景。在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理论视域中，数字存储装置——从书写到云端数据库——可被理解为“第三滞留”(tertiary retention)，即外在于有机体记忆的技术性记忆载体。它们不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构成、延展并解构了主体记忆本身，使得记忆的存储、调用与重组日益与外部技术系统发生了互渗和裂解，个体记忆的边界由此变得模糊且具可渗透性。 其次，记忆跃升为共同体的群体记忆。民族、社群或任何文化共同体并非天然实体，其凝聚与延续有赖于共享的叙事、象征与历史参照框架。这一层次的记忆超越了个体心理的范畴，进入社会建构与文化传承的领域，因而成为记忆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言的“集体记忆”正在于此：它通过仪式、纪念碑、教育体系与媒体传播等社会装置得以形成、维系与更新。群体记忆塑造了“我们”的认同，划定了共同的经验视野与意义世界，使得离散的个体能在一种想象的记忆连续体中，获得归属感与历史方向感。此处的记忆，已然是一种政治性与文化性的实践，是权力与意义角逐的场域。 然而，若我们将目光投向人与非人智能体共在的当代情境，便会发现，无论是基于个体意识的记忆现象学，还是植根于文化实践的集体记忆研究，皆不足以完全把握问题的根本。智能体——尤其是具备学习、适应乃至某种自主性的算法系统——并非人类记忆的被动存储库或简单“代具”。它们与人类的互动，催生了一种新型的记忆生态。因此，我们必须尝试悬置前述两种人类中心的视角，进入第三个更为基础的层次：记忆的本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