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技术层面的发展，还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人工智能都堪谓“现象级”。不容否认的是，人工智能本属科技之域，它的发展过程及结果，都为科技属性所规范。因此，科技的“双刃剑”特点，及其有时显现出的“异己”色彩，要求人类正确、合理地运用人工智能，这一立场为科学认识人工智能所不可或缺，分析人工智能的教育“角色”，①亦应恪守此点。2025年3月，习近平在参加全国两会政协联组会时谈到“教育数字化”，强调“有些问题要分清楚”，[1]一方面指出智联网、人工智能发展带来教育工具、方法等变化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对于学生的启智、心灵的培养和基本的认知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是不能放松的。基本功还得有。”[1]这一重要论断，将人工智能的“角色”更多地限定在工具、方法等层面，明晰了它在“教育数字化”中的作用，所言重心在于对教育基本功提出相关要求，此要求显然是对教育主体——教师提的。习近平辩证分析“教育数字化”，坚定地将落脚点置于人及人的实践上，对厘定学校思政课中人工智能的“角色”本质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特别是在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有关“深化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2]的要求方面，高质量发挥人工智能的思政功能，促进新时代学校思政课质效提升，需要基于对人工智能“角色”本质的辩证审视。 一、人工智能是学校思政课的教育介体 与“发展环境和整体生态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3]238相应，学校思政课必须动态创新，方能因新作为而有新气象，进而实现新目标。鉴于实践的系统性，新时代学校思政课的创新发展，必然有赖于多要素协同，而人工智能无疑是其中极具时代气息且又愈益重要者。当然，在多要素协同的学校思政课实践中，仿人的人工智能实非人，故而不是真正的教育者，它根本上乃是思政课实践的中介，不能履行主体之责，无法发挥主体之功。 1.人工智能实质上是社会实践的中介 就存在而言，人工智能是人工物，人工物既然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便与人类及其实践密切相关，但与实践主体的人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由于人工物闪耀着“物”的光芒，固然相比于纯粹自然物，其“物”性离不开人的能动性，然而此“物”性首先异于人的社会能动特质。人工物既与人不同，那么作为人工物具体形态的人工智能，也必然不同于人。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之为仿人之“物”，具有人及其活动的某些特征，体现相应的类人②色彩，都是难以避免的，但它相对于人，只能因“仿”而类似，不管是对人之意识的“仿”，还是与人之形体的相似，都清晰地标示人工智能不可能是人。 就生成而言，人工智能不是纯粹自然物，因而没有纯粹自然物的先天性，相反，它只是人类能动改造先天自然物的实践结果，浓厚的人为色彩是其重要标志。人工智能是人类科技活动的结果，其产生和发展根本上离不开人及其科技活动，即便是人工智能的“迭代”，所凸显的也并非人工智能的自主自觉。毕竟所谓的“迭代”，只能发生在人的科技创新实践中，进而沉淀为“新一代”。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这一立场彻底否定人之本质的先天性，而把它归结为社会关系，事实上就是将人的本质基于人自身的实践活动。相对于人及其能动实践，人工智能是主体客体化的典型，其派生性、依赖性非常突出。所以，作为人之实践产物的人工智能，无法成为社会实践的主体，相比于人这一唯一的实践主体，人工智能只是由人所造并为人所用的实践中介而已。 要言之，人工智能异于人，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它的“角色”本质只能是中介。但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实践中介，人工智能具有二重性，即突破语言符号工具系统和物质性工具系统的界限，呈现兼而有之的特点。这便意味着，相比于一般意义的实践中介，人工智能更似于社会实践的主体——人。当然，需要强调的是，人工智能的二重性，与其实践中介“角色”不冲突，相反，二重性决定了“角色”本质，“角色”本质体现着二重性。 2.学校思政课中人工智能根本上是教育介体 人工智能的实践中介本质，决定了它在学校思政课中的“角色”。作为学校思政课具体要素的人工智能，根本上是重要教育介体，但囿于其二重性，它有别于传统教育介体，特别是在教育数字化发展趋势下，人工智能“智”的一面越来越突出，是学校思政课实践不断强化人工智能功能的重要现实基点。但无论怎样突出它在学校思政课中的作用，都不能否认的是，人工智能仅仅是教育介体。在学校思政课中，背离这一“角色”定位，试图以人工智能替代思政课教师，性质上是错误的，价值上是有害的，可能性上亦是无法实现的。 学校思政课中，一方面，身为现实的教育实施者，思政课教师拥有相应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些能力和素质是思政课教师主体性的内容构成，更是其主体性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以仿人为主要目标的人工智能，具有思政课教师能力和素质的某些方面，既是其自身属性使然，也是衡量其“仿”得如何的重要指标，故而不妨说，人工智能具备一定的主体特征。不过，虽然人工智能具有思政课教师的一些特征，甚至某些方面还比较突出，比如形式逻辑推理等，但在学校思政课实践中，即便是所谓的强人工智能，也并非思政课的实际组织者和实施者，只是具备了更多教育主体特征的仿主体形态。就发展而言，随着科技不断进步，人工智能的仿主体色彩将越来越浓，不排除教师主体性被模糊、能动性被削弱的可能。然而，仿主体色彩越浓，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会具有人的能动性，此“仿”必然基于人的科技实践。且对人工智能而言，无法因人的科技实践而获得独属于人的严整主体性，故人工智能不会成为思政课实践的主体，学校思政课的教育主体只能是思政课教师——人工智能的实际掌握者和使用者。因此，学校思政课中人工智能的“角色”，本质上不能逾越“中介”之限，它只是教育介体，这也是分析“角色”本质的外延时必须恪守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