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历史的沉淀和“四史”教育的需要，改革开放史研究逐渐升温。不过，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依然面临一些挑战，其中之一就是资料问题。尽管党和国家陆续公布了一些重要文献资料，一些档案馆开放了部分档案，但是开放力度仍然是相当有限的，特别是缺乏决策的过程性史料，因而不少研究仍不免从文件到文件、从会议到会议的讥评①。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除了加强易见史料的使用以及采取拓宽视野、增容议题等方式进一步激活史料外②，广泛搜集和利用干部工作笔记也是摆脱资料瓶颈、推动改革开放史研究走深走实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本文根据笔者近年来的搜集状况，从史料学的角度分析干部工作笔记的内涵和价值，梳理其搜集和利用现状，并就如何加强这项工作提出一孔之见。 一、干部工作笔记的概念界定与利用现状 干部工作笔记是“干部”与“工作笔记”的组合概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干部”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机关、军队、人民团体中的公职人员(士兵、勤务人员除外)；二是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或管理工作的人员。这个定义较为宽泛，本文所说的“干部”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务系统、各级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中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按照层级的不同，干部群体大致可以分为中央干部、地方干部和基层干部三种类型。考虑到学界和笔者的搜集状况，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地方干部和基层干部。 干部工作笔记有两种形式：一种具有回顾和研究性质，比如张晓冰《对农民让利——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的工作笔记》(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就是作者在担任湖北省监利县乡镇党委书记期间利用工作之余撰写的工作笔记，内容包括调查报告、论文以及关于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著作的读后感；另一种是干部在工作过程中对工作内容所作的即时性记录。本文所说的干部工作笔记，主要是指后一种形式。以往有学者将这种工作笔记与日记相混同③，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的史料类型。日记包含着个人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具有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工作日记虽然偏重于对工作的记录，但同样杂糅着大量的个人观点和看法。与之不同，工作笔记具有即时性的特点，是对当下所发生言论的客观记录。从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除少量自己所拟报告和发言提纲稿外，干部工作笔记主要记录的是各种会议和调查资料，鲜少出现作者本人的观察和想法。对于这两种不同的体裁，人们在实际应用中也有所区分。有位军队干部回顾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调到新疆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工作，报到时领导给他拿了工作笔记本，并特别叮嘱：“工作笔记的内容只涉及工作，不是日记，不要什么都写，保密室收缴时要检查内容，别让人揪住辫子。”④这虽然是特殊时期的善意提醒，但从中亦可窥见时人对两种体裁的区分。另据记载，湖南省委原副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郑培民上大学时，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走上领导岗位后，他把这个一日三省其身的习惯细分为备忘录、工作笔记和日记。⑤可见，在郑培民那里，工作笔记和日记也是不同的。 在党员干部中，记工作笔记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上至中央高层，下至普通干部，许多人都有记工作笔记的习惯。据说，朱德的工作笔记始于1947年，止于1969年，共119本⑥。任弼时、张闻天、杨尚昆、李鹏等人都有工作笔记传世。关于高层记工作笔记的情况，廖汉生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一个细节。他说，1976年10月8日凌晨，在参加完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批“打招呼”会议后，“回到京西宾馆，我们顾不上休息，凑在一起，仔细核对每个人所记录的笔记，尽可能地将中央领导同志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补记下来”⑦。从廖汉生的描述中，不难看出高层人物记笔记现象之普遍。基层同样如此，有位曾在黑龙江省富锦县恒山区任职的基层干部回顾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恒山区“一般干部只有三五年文化程度，但是由于干部们平时坚持自学，基本上都能记笔记。如果在区委或区长布置工作时需要出去大小便，得把笔记本留出空格，回来或等布置完工作时，再找别的同志校对，把落下的在空格处抄补上”⑧。恒山区的情况绝非个案，而是基层干部工作的一个缩影。 干部记工作笔记现象的盛行，从客观上讲是现代会议政治的产物，从主观上讲则与中共自身的特性有关。一方面，现代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会议政治，是围绕各种会议来运转的，这就为干部工作笔记的大量出现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共历来强调集中统一，因而将干部记笔记包括读书笔记和工作笔记作为统一干部思想和行动的重要一环。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就提倡记笔记，甚至对干部写读书笔记作出详细规定。中共中央对干部是否记工作笔记虽然没有统一、严格的要求，但会不会记笔记亦被视为影响党的政策贯彻落实的因素之一。有材料回顾指出：“抗日战争初期，兴县有不少基层干部开会不会记笔记，下乡不会写调查报告，工作收尾不会写总结……干部文化水平低，党的政策就不能很好地贯彻。”⑨有的党组织还会发放笔记本，并建立收缴制度。一直到现在，有党建专家依然在呼吁“领导干部要重视做记录”，认为对领导交办的任务、会议强调的要点、重要事情的提示和主要工作的安排以及个人读书学习或思考总结的感悟和体会等内容的记录，“既是加强自我学习提升和拓展眼界思路的有效渠道，也是推动相关工作任务贯彻落实的智慧源泉和重要载体”⑩。 较早将干部工作笔记作为史料加以收集的是党史工作部门和档案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和国家日益重视党史编研并成立专门的党史资料征集和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将干部工作笔记作为一项重要的史料来源加以征集。如1982年12月，乡宁县委成立党史资料征集领导组及办公室(后改为党史研究室)，从1983年开始采取内查外调、召开座谈会、发函约稿等办法征集党史资料，其中也征集到部分工作笔记(11)；衡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机构于1990年征集到县委原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作明的工作笔记432本(12)；等等。与此同时，一些领导干部在离任时主动将工作笔记移交档案馆，从而引起了档案工作者的注意。如1986年，江苏省原淮阴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徐志球在调离工作时将自1977年担任市(地)领导以来的90本、近300万字的工作笔记移交市档案处(馆)(13)；1988年，甘肃省古浪县委原书记詹发聪调动时把他自1978年至1985年工作期间形成的30本、近80万字的工作笔记移交给县档案馆保存(14)。对此，档案工作人员分别撰文表示赞赏，表示希望更多领导干部移交工作笔记(15)。迄今为止，已有不少档案馆收藏了数量各异的干部工作笔记。如山西省档案馆藏有省委原书记赵雨亭的工作笔记(16)；甘肃省档案馆藏有省委原副书记葛士英的工作笔记(17)；浙江省衢州市档案馆藏有原地委书记燕明的工作笔记(18)；云南省昭通市档案馆藏有原地委领导工作笔记354本(19)；山东省胶南市档案馆藏有琅琊镇党委原书记陈济敏的工作笔记(20)；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