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强调史实重建，以尽可能地搜罗史料、构建史料链为起点。史料链的形成既需要相对完备的史料，又仰赖史料的有序排列。研究者需要先将缠绕、打结、折叠的史料铺展开来，再以逻辑关系为链条对史料进行串联。逻辑链在重组史料方面扮演的关键角色，见于与历史学密切相关的学科，中共党史学科不仅不例外，而且由于它具有资政育人的功能定位，要求研究者“按照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对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展开深入的研究”，寻求“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①故而对逻辑链的需求也从隐性维度拓展到显性维度。 与此同时，伴随着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支撑历史逻辑的史料在质与量两方面均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前辈学者持续努力的发掘、整理和积淀之下，一个类型丰富、层次分明的党史资料体系已基本形成。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类组织、团体形成的档案，构成了最权威的史料合集，是其他史料类型的母体。档案资料原始记录、直接见证历史事件，在辨伪去妄、厘清史实层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其准确性与可靠性也为其他史料所不能及。对于年轻的党史研究者来说，“跑档案”既是必要的技术路线，又是充满挑战的学术历练。当缺乏查档经验的学者初入档案馆，看到大量标有“机密”“绝密”字样的案卷往往不知所措，直面权威史料时又难免自我矮化，写作过程中以引用代替思考、以史料语言代替学术语言等现象时有发生。如何处理好研究主体与档案客体的关系，成为年轻学者普遍存在的困惑。 问题的症结在于研究者将档案视为天然史料，但档案并非天生为研究服务。正如历史人类学学者所说：“当我们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阅读着装订整齐、入档清楚的文献时，常常会忘了这些材料其实原来是存在于图书馆和档案馆之外的。”②档案是围绕特定活动形成的内部记录，从文字形成到保管、开放均遵循一套严格的程序。当党史研究者带着自己的学术问题重访告一段落的政治活动，无论是旨趣、方法还是目标，均与档案形成者存在差异。史料形成与学术研究存在一定的逻辑差，这与史料本身的特点相关，梳理史料形成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研究者量体裁衣、更为高效地使用史料。特别是对居于史料核心地位的档案而言，其形成过程本身就构成了党史研究者理解历史的基础，若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档案的史料价值，首先应当尊重档案的形成规律，以溯源档案作为研究的起点。 档案主要包含文书档案、科技档案、专门档案等门类，其中以文书档案数量最为庞大，在档案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学界通常提到的档案，也多指由文书转化而来的档案。党史研究者目前使用的档案资料主要来自新中国成立后对革命历史档案的整理，以及各级机关档案室、档案馆在政治活动完成后对公务文书的立卷归档。加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档案部门更加重视对受损公务文书的整理与复原，包括请示、报告、决定、意见、通知、函、计划、总结、会议纪要等在内的公文文种，也就成为今天研究者最常见到的文书档案类型。 从外在形式上看，文书档案注重场景再现，叙事性与细节性均较强，行文中善用群众语言，文风通俗，其中不乏极具特色的口语表达。若研究者适当加以直接引用，则有助于增加论文的在地感、丰富文字的层次性，部分具有时空特征的概念、话语还能成为发现新型选题的突破口。与此同时，文书作为应用文又有着固定的行文程式，需要符合一定的写作规则、适用场景，这就要求研究者把握文书的一般性特征。例如“因为A，所以B”这一句式结构在学术研究中指向因果关系，但在文书中有时用于展示政策依据、布置议题。再如文书中对比、设问与反问等句式多用以政策铺陈，也与研究者所熟悉的逻辑关系存在差异。当研究者在阅读档案时，应对文书修辞有一定了解，将文书语言转换成日常语言，这是利用档案的第一步。 从内在属性上看，文书成文过程严肃，文本直接作用于决策，信息力求准确。不同文种有着各自的目标读者，请示、报告等上行文件，与指示等下行文件、函等平行文件相互配合，不仅展示了一项政策从酝酿到发布的全过程，而且直观地反映了组织运行和人事关系协调的内部规则，为研究者提供了完整且原生态的史料链。以总结报告为例，这类文书一般先介绍事件发生的背景、过程和结果，后总结经验、反思问题，结尾处提出对今后工作的意见，结构清晰、信息量大，再现了组织机构对某一问题的总体认识和判断，揭示了事态的阶段性走向，是对历史研究极为有益的参考指南。研究者在刚刚进入研究主题时，特别是在开展拓荒式研究的初始阶段，可以充分利用其叙事宏观、归纳性强等优势，快速把握研究对象的全貌。研究者既可以据此搭建初步的研究框架，也可以根据总结报告中关于工作步骤的提示，锁定事件的发展阶段、锚定关键的时间节点，以此为基础拓展其他史料来源。 相较于总结报告，调查报告具有过程性材料的特征，又多从问题出发对调查对象进行追踪，与研究者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进路不谋而合，颇具史料价值。这类报告以论述为特色，一般夹叙夹议，先陈述现象后分析原因，加之内容详尽、细节丰富，对研究者提炼问题意识和分析问题均有重要的提示作用。研究者在利用过程中，需要将报告中呈现的现象与结论、客观事实与主观判断剥离开来，先基于调查内容独立开展归因分析，再与报告归因相对照，从中发现自己的知识盲点并加以补充、验证，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形成自己的合理解释。 此外，文书有着传达政令、便于上行下效的功能，其流转的规律同样能够为研究者提取有效信息作出提示。在实际工作中，一件公务需要若干个部门协同处理，除主办单位会对文件立卷存档外，经手单位也均有保存相关文件的可能。参考1953年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相关规定，两个部门以上联名发出或会同处理的文件，原稿与成文均由主办部门负责整理归档，非主办部门保存一份成文。机关各部门互送参考的文件或临时通知等，如有秘密性质者，由原发文部门收回，无秘密性质者，则由收文部门自行处理。但无论文件秘密与否，都必须由原发文部门留一份归档。③一份文书有多份原件和副本保存于不同机构，故而研究者在查阅关键档案时，应充分展开联想、主动拓展渠道，从可能参与文件形成、收发和保存的相关机关入手，顺藤摸瓜对相关全宗进行一一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