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有耳闻——党史学界的三五同道抱怨，说是党史研究领域不易进入，因为能够被研究的领域大多已被行家们做尽，大量学术问题很难有再次突破的余地，因而即便怀抱学术兴趣而介入，要产出具有真正学术价值的新成果，几乎让人欲穷思而憔悴毕现。如此尴尬的进退境况，询问为何如此、缘由何在，居多的理由居然集中在因找不到为我所用的史料，大有无米之炊难为妇之叹。纵观已有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挖掘或使用史料的技法也层出不穷。可是，尽管研究地盘已挤满了学术竞技者，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车马已无驰骋空间。其实，即便是老生常谈的领域，还是有许多史料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尤其是在易得史料的再度开发和再度利用上，还存在或者简单弃之，或者不经意被忽略掉，或者误认为已无继续使用的价值，或者更多的是发觉不了其中的论题等等一系列问题和不足。为此，笔者不妨浅议一二，以见易得史料之可珍可宝。 一、易得史料在党史研究中的基础价值 “易得史料”之说法，并非史料学教科书里关于史料分类的专业用语，在这里只是俗称，指的是从事研究过程中相对容易获得的史料，也可指搜寻及储备较为便利的史料。泛泛地说，易得史料或者还可以指习惯上常言的基础史料，尽管二者并非可以等同视之，因为即便史料是基础性的，也未必一定是易得的，反之亦然。当今资讯发展迅速，史料数据库建设与利用日趋发达，但纸本印制的史料仍然是目前研究最可依赖的类型。此处所说的易得史料，指的就是这类史料。纸质易得史料通常都是经过收集整理、公开出版的史料。据此而言，凡是经过整理校订并由国家出版单位正规出版的党史史料，大致可称之为易得史料，其中当然也包括影印史料。至于个人是否有足够的财力购置，情况就比较复杂，但不能因无力购置就不将其视为易得史料。当然，易得史料之于身处不同行政区域、不同级别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来说，是否能够便捷获取，同样情况复杂，但也不能因此否认易得史料在研究上的基础性质。党史研究中的易得史料最大的特征，还在于这种史料承载的是党史最基本的整体面貌，再也没有比这类史料更基本的了。这种史料是每一位从事党史研究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不能不时常使用的，案上未备或心中无视这种易得史料的存在，便几乎无法从事党史研究。 或许有人可能质疑，从易得史料入手从事党史研究，会不会是一种做学问的讨巧，或者是一种希图从中找到研究的捷径。实际上并非如此。相反，利用易得史料从事党史研究，不但是最基本的学术功夫，而且可以从易得史料中发现新的学术问题，假如积累充盈加上学识练达，或许还可以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但是，易得史料蕴含的这种研究“便利”价值，却时常不被未识者所青睐，反而可能因“易得”被弃之如敝屣；或者可能亦有识者，日常研究多见常见这些易得史料，长年沉浸其中，反倒形成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的漠视。无论出于何种情况，在党史研究中，有意无意忽略易得史料的述史功能，往往会带来研究上的某些缺陷，举其大端者略有：其一，易得史料大多属于反映党史基本面的史料，忽略承载基本面史料的支撑，述史链条就难免存在脱离基本史事的可能；其二，易得史料记录下的党史发展脉络，大多是呈现党史总体发展的材料，忽视这些材料的述史功能，不可避免会致使党史的整体性特征无法彰显；其三，易得史料大多保留的是中共作为政党在政治层面的文献，地方性微观史料通常较为鲜见，因此以地方性微观史料作个案研究，如果撇开对易得史料的总体把握，个案史研究往往成为“孤史”，无法说明带有普遍价值的党史发展趋势；其四，现有易得史料保有量巨大，尚存可挖掘利用的巨大空间，忽视这些史料的使用价值，往往无法细读出此中潜藏的与特定党史研究相关的内在逻辑关系，导致特定党史研究也无法深入推进。总而言之，易得史料在党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是其他类型如基层档案史料所无法替代的，更是撰述党史整体面貌不能不绝对依靠的基础性史料。 过往那种“以论代史”的述史方式，为了迁就观点而忽视易得史料的基础性功能暂且不论，就是在目前一些情况下，有些研究者为了寻求新的学术发现，往往会误解易得史料的利用价值。这种现象显然是对易得史料不可替代的述史功能的无意识。无可怀疑，一切党史史料(易得史料是主体)是过往党史变迁轨迹的承载体，它们对于党史研究是基础性的前提，这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仅仅相对而言——因为还有理论与阐释，在党史撰述的本意上，唯有党史的史料能够记录党史、叙述党史与重现党史。党史史料是决定党史研究能否展开的钥匙，开启党史研究的大门取决于史料这把钥匙的有无——至于如何旋转钥匙则是另一道工序。就一般性的史料述史功用与证史功能而言，中西史界所见繁复无比，灼见累累。在中国，远如孔子说：“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①近如梁启超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②传统史学注重史料的精神和近代新史学注重史料的统绪，至今依旧可以警醒我们：应当从包括以易得史料为主体的一切史料出发，才能够将党史研究推向高水准的学术之林。 党史研究所仰赖的史料类型各式各样，因研究领域的不同而存在取舍的选择差异，往往因人因地因事而异。但作为党史研究的最基本史料，易得史料是任何领域的党史研究都不可无视或忽略的。晚近以来，经过相关研究机构、研究团队乃至研究者个人的旁搜博采、拾掇考校，已公开出版了一系列与党史研究相关的基础性易得史料，可谓蔚为大观。例如，从党史的整体性层面上看，对中共整体史研究以及对整体史中包含的个别历史事例的研究，成套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年7月至1949年9月)全18册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全50册，从《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到《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几乎揽括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基础性文献资料，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易得史料。认真讲究起来，地方性党史资料尤其是各区域根据地革命史资料、各种专题性党史资料等，只是党史整体框架下的个别史资料，它们是整体性党史的地方性、个别性的史料承载。依靠这些史料展开的相关党史研究，对呈现和理解整体性党史意义巨大，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替代整体性的党史研究。因此，以上所列党史“文献选编”，就是党史研究所应依赖的基础性凭据，在一定意义上是党史研究中最易得的“元史料”。这些“元史料”包含了中共在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重要的决议、报告、宣言、纪要、通告、指示等政治文件。无可置疑，以“文件”文本形式存在的史料，比照其他文献史料而言，相对更具有严肃性、权威性、可靠性等特征，可被视为最忠实记录党史的史料。这种“文件”式易得史料，一是记录史事的既成史料存在，无论其中存在何种程度的与真实史事关系的张力，它们都能够为党史研究提供述史的权威性依据；二是它们具有记述史事存在状态的功能，其蕴含的记述内容本身就是历史，也是对已发生过的历史遗存的真实(文字意义上的)承载，具有相当程度的可靠性。显而易见，对于今天从事党史研究的人来说，这些以“文件”文本形式存在的易得史料，恰恰记录的就是中共在不同历史节点和历史过程中的政治行为。可以毫无顾虑地说，党史研究只有充分利用这些“文件”式的易得史料，才能够从历史基础层面再现中共历史的真实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