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是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的绝对基础与核心依据，史料的搜集范围和体量、解读史料的深度和力度、利用史料的理念和方法等，决定着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底层逻辑与写作质量，这早已是党史学界的常识性认知，无须赘述。但正如任何理论与实践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非对应关系，仅从党史研究学术期刊收到的诸多来稿观之，史料搜集和利用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非常突出、普遍的问题和不足，且长期未能得到有效改善。这不仅显著削弱了一批论文的历史学水平和发表前景，而且给学术期刊的审稿和编辑工作带来了很多困扰，尤其是浪费了一些具有较好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的选题，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发展与转型进程。鉴于此，本文不拟建构一个有关党史研究史料问题的系统理论框架，而是重点强调和尝试分析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和不足，希冀为今后改善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史料搜集和利用状况，提供来自期刊编辑的个体化观察与思考。 一 史料单一化或未达到最低限度的史料类型多元化标准，是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在史料搜集和利用方面出现最多的一种问题。根据笔者对十多年来期刊所收来稿的统计分析和抽样检核，在具有一定程度学术研究属性的论文来稿中，史料单一化的情况几乎每年均占到三成至四成，其中有三年接近五成，由此可见这一问题和弊端的严重程度，涉及的论文主题、类型和形态等相当广泛，不胜枚举。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21世纪以来逐步兴起和发展的中共地域史和当代中国外交史论文，其在地方档案和中国外交对象国档案的搜集和利用方面的学术水平很高，极大地促进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可谓20多年来党史研究领域的主体学术形态。但这两大研究形态过于仰赖档案史料，对易见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严重不足，成为导致其学术边际效益递减的一个重要原因，已直接影响到相关论文的刊用率。实际上，从史料利用的基本整全性要求来看，公开史料、易见史料的搜集难度很小，且常常与档案史料所内含的历史信息之间形成一定程度的对照与互证。它们既是绝对不能遗漏的重要历史信息来源，也是绝对不能轻视的基础史料类型。比如，就地域史研究而言，各地各级党委、政府主办的机关报刊，出版速度快、服务范围广，涉及当时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对档案史料及其历史信息的有效补充，在很多时候可以与档案史料实现一定程度的有效互证，惜乎长期没有得到地域史研究者的真正重视。就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而言，在外交对象国当地出版发行的各种类型的报刊史料同样非常重要，特别是一些国家和社会的新闻出版业较为发达，不同类型和层面的报刊数量庞大，所承载和反映的历史信息异常丰富、多元、复杂，很多报刊信息的史学建构能力并不亚于档案史料，但一直没有得到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者在思想认识方面的认可和重视，遑论实际利用。即使有学者提出的“多国档案互证”理念和方法也仍然局限于档案史料。党史学界一直在努力推动的改革开放史研究，由于档案搜集和利用的难度很大，因此更加依赖公开史料和易见史料，这是可以理解的一种无法在短时间内超越的研究发展路径。但目前大部分来稿的问题是单一报刊史料源的情况太过突出，特别是已有电子检索功能的《人民日报》的利用比重畸高，这是历史研究中的基础性弊端之一，无法满足最低限度的史料多元化标准。 很多类似论文明显背离了研究对象本身所拥有的史料载体多元化的天然属性，某些历史研究对象注定不能使用单一类型史料源进行研究，更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实现科学的学术论文写作。比如，一篇研究改革开放前当代中国婚姻问题的历史学论文，对地方志的仰赖程度过高，几乎只利用了各地的司法志(包括一部分审判志)资料。该论文即使具有不错的学术水准，但显然并未体现婚姻问题在史料类型和载体等维度的天然丰富性。一篇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水利建设问题的历史学论文，则以各地编纂的文史资料为主体史料。但类似水利建设的历史事件往往在各种媒介中都会有所记载和反映，况且文史资料带有极强的个人回忆和纪实文学性质，是否适合作为历史叙事的直接利用材料也需要谨慎考量。还有一些史实考证论文过于借重和依恃日记史料，尽管作者对某些个人日记表述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但完全仰赖各种日记内容的比照，说服力仍然不够充分。这种情况在考辨类似《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年谱》等党史基本著作中的若干史实问题时较为常见。此外，若干研究某种制度的历史学论文，常常涉及对其历史作用和效果的评价，此时就需要充分考虑到中共制度史研究本身的学理特殊性，亦即需要将某种制度置于历史的整体结构中(且往往需要一种较长时段的历史视域)，并尽量照顾到所有相关历史活动主体，才能更为科学地评价其作用和效果。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团制度，确实具有比较明显的协调、动员、团结非党群体与阶层的作用和功能，但若仅从某一方历史主体的单向度史料来评判其“实效”还显得有些不足，显然需要充分调动与党团制度相关主体有关的多重历史要素和结构，否则就会削弱党团制度研究的实证性。概言之，不同的党史问题或研究领域具有相对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属性，研究者需要据此确定最低限度的史料搜集范围和类型，否则就会削弱党史研究和论文写作的科学化程度。 正因如此，近些年来学术生产数量极大的单一中共报刊史研究论文，将基于单一史料来源的历史学论文写作的问题和不足展露到一种相对集中的地步。无论是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一报刊，无论是直接研究某一报刊曾报道过的特定历史问题还是在论文主标题中冠以一个宏观性问题，由单一史料基底所引致的学术前提不充足和科学性程度不高等问题是非常明显的，严重削弱了此类论文的学术水准和史学价值，事实上也与21世纪以来党史研究领域在史料开掘工作中所取得的较大进展等现实境况和发展趋势有所不符。当然，单一报刊史研究在培养乃至提高新一代年轻学人的基础史料功底和学术写作能力等方面，仍然具有积极的学科建设意义，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与此同时，得益于近些年来由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所带来的来源多样、类型繁富的史料发掘与整理工作，以往研究不够或研究较为薄弱的党史问题的继续展开乃至创新研究就具有了新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势下，即使研究者找到了一种新型史料，也仍然需要在论文写作中确保较高程度的史料多元化水平，尤其需要与研究对象本应仰赖的主体史料形态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张力。此外，随着很多人物传记、年谱和回忆录的出版以及类似个人日记、工作笔记(账本)等类型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的加强，一些党史事件的细节得到更为鲜活的展现。但正如一批类似投稿论文在写作过程中所呈现的那样，如果研究和论证某个维度的历史问题太过仰赖某一类型的史料，缺乏与其他类型史料的有效补充或交叉互证，那么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审阅者的担忧与困惑。这在史实考证类的学术论文中体现得尤其明显。特别是当研究者在这种单一类型史料的知识基础上作出具有全局性和结构性的历史判断时，学术编辑和审稿人的“不安全感”就会显著增强。比如，曾有一篇重新考证百团大战期间一次战斗的具体细节和双方战损的历史学论文，不仅重点利用了新发现的一批日方史料，而且着重比照了中日双方军人在事后回忆记录中的差异，确实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但即使如此，仍然有评论人对此表示疑惑：“在战争环境下对战斗损失进行较为准确的统计是很困难的，更何况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如宣传等)，双方都会有夸大对方损失、缩小自身伤亡等情况；亲历者在战后几十年的回忆中难免会有记忆的误差，而他们本身当时对整个战况也缺乏全面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通过中日双方史料互证，也很难将问题论证得令人信服。这也是战史研究的难点所在。”由此言之，过于突出或依赖某一类新史料，厚此薄彼，常常会削弱论文的学术水平和科学程度，不利于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