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在日伪统治下，京剧业受到压迫，前人研究对京剧界的抗争也有所介绍，但既有研究对日伪统治的柔性控制策略较少注意，未能深入剖析其深层的运作，对于京剧界的抗争也有夸大之误判，对京剧从业者的复杂心态未得到足够关注。① 义务戏是管窥沦陷城市京剧界的一个窗口。义务戏一般是义演性质，如赈灾、冬赈等，早在晚清时期就已存在。②以往对义务戏的研究多集中于抗战以前③，对于抗战时期的慈善义演研究较为薄弱，少数研究涉及义务戏，但侧重于延续晚清义务戏的特征。④在日伪统治下，京剧从业者在生存困境和政治压迫环境下被迫参加各类义务戏。那么，京剧从业者的生活境遇究竟怎样，他们参加义务戏的心态是怎样的?日伪控制到了何种程度，梨园界又是如何应对的?这些讨论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沦陷城市民众的复杂心态。日记能反映作者的生活境遇和心路历程，有助于反映个人和民众心态，本文基于荀慧生日记、程砚秋日记、周信芳日记及伪政权报刊等史料作一进一步考察，希望为理解沦陷区民众的生存状态提供新的视角。 一、经济压榨：被迫出演政治类义务戏 在民国时期，梨园界是京沪地区很有代表性的群体，具有广大的群众基础。据大公报记者子冈抗战胜利后采访，梨园界有三千人之多，她说：“北平的戏味儿还很浓，无线电广播最受欢迎的节目还是平剧。你走在任何一条小胡同里会听到胡琴声音和训练有素的歌喉。小报戏报的销路很好，连三轮车或洋车夫也津津乐道一些名角儿们的新闻。”⑤仅在北平西柳树井大街的第一舞台就“有二千五百个座位，是演义务戏所在”。⑥ 在日伪统治下，梨园界为了生存不得不继续营业。程砚秋1937年年底给袁帅南写信说：“同业生活极窘，又届严冬，势又不能坐视，终须出为维持耳。”⑦1938年1月，程砚秋的程剧团同仁要求程砚秋出演夜戏，“以资维持”。⑧荀慧生为维持同仁生活，不得不出演。⑨ 在每年冬赈、赈灾时，梨园界按惯例都要出演各类义务戏。北平沦陷后，荀慧生、程砚秋等角依旧多次出演义务戏。1938年11月，尚小云、荀慧生在长安大戏院合演豫灾义务戏。⑩1938年12月，程砚秋为河南赈灾演唱《王宝钏》。(11)1942年1月11日，荀慧生“至长安戏院演河北冬赈义务戏《花田错》”。(12)1月29日，“长安戏院演新民会冬赈义务戏，各角合演”。(13)1942年，伪新民会主办冬赈义务戏。(14)1942年6月28日，在长安戏院，荀慧生“演妙峰山修庙义务戏”。(15) 京剧名角周信芳多次在上海出演赈济类义务戏。据周信芳日记，仅1940年1月，他就上演了6天的义务戏。1940年1月15日，“为江淮同乡会赈济，又唱义务戏”。1月22日，“夜演难民义务戏”。1月23日，“日义戏”。1月24日，“为残疾院演义务戏”。1月29、30日，出演为难民义务戏。(16) 梨园界还被迫演义务戏配合日伪政治庆祝。日伪当局每逢政治庆祝之日，要求各名角出演义务戏。1938年9月，北平日伪当局为庆祝伪南北政府联合委员会成立，要求演唱义务戏两晚。北平名伶于9月27、28日在新新大戏院举行。有尚小云、谭富英、程砚秋等名角出演。票价高达2至3元。(17)10月5日，程砚秋等人演义务戏，这次演出的票款热卖，有报道称：“票几全售出。”(18)1942年10月9日，荀慧生“演庆祝双十节大合作戏”。(19)10月30日，荀慧生“演庆祝新民会全联会议义务戏，有金少山、李万春、和玉、世芳、富英，北京各角齐全，每人演双出，上座拥挤，无有立隙之地”。(20)1943年12月，受日伪控制的伪中华同义会举办纪念义务戏，“为庆祝中日满宣言三周年纪念日”，有谭富英、李少春、尚小云等出演。(21) 梨园界被迫演献机、献金、慰军类义务戏。不同于一般性的政治庆祝，献机献金慰军类义务戏是直接服务日本侵略者，稍有民族国家意识的演员都想方设法躲避。但在日伪统治下，一些名角被迫出演指定的义务戏。 一种是献机类义务戏。1941年7月，伪北京特别市“兴亚纪念献机期成委员会”主办了几次义务戏，有谭富英、李世芳、宋德珠、李万春、荀慧生等演出。1941年8月8日，荀慧生日记记道：“今晚在长安演献机义务戏。”(22)如果名角因故不能出演，就要捐钱。1941年8月份有报道说：“程砚秋、马连良……均将演献机义务戏。”(23)但实际上程砚秋、马连良都没有出演这次义务戏。据《庸报》报道称：“程砚秋、马连良、金少山，以故未出演，已决定第二次献金时献艺。”(24)10月份，有报道称：“未能演唱义务戏之诸伶人，均踊跃捐金，计新民会中央总会收到者有马连良二百元……共计洋三百二十元。”(25)但细看这次捐金的名单，其中并未有程砚秋在内。 献机类义务戏持续好几年，1944年7月，程砚秋在日记写道：“上海戏院统治者周翼华君来访……谈到李少春、李万春合唱献机义务戏。……前数日，马连良在北京唱献机义戏。”(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