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翻译与中国近现代学术生成与发展，是我国当下学界积极思考的议题之一。”（傅敬民等2024：前言1）学术发展的直接结果是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完成转型，现代意义上的各学科门类渐次确立。由此，翻译，尤其是应用翻译活动，在中国近现代学科建立与演进过程中的影响、作用被提上议事日程，成为翻译学界近期关注的热点之一。立足应用翻译研究的内涵，方梦之和傅敬民（2018：71）提出，科学翻译史的研究“必须跟我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史和科学发展史结合起来，特别是跟个别学科史结合起来……从中找到学科的奠基人、主导者和推动者，顺藤摸瓜，追溯学科的引进、发展和本土化过程中翻译活动的线索和事迹……”此后，在有关中国应用翻译史的相关讨论中，他们进一步将各学科领域的翻译史视为应用翻译史书写的主要内容——“理论上讲，应用翻译史的建构须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翻译史相结合，涉及面之广，知识容量之大，实为一个赅览中西、贯通文史的综合性研究项目”（方梦之、傅敬民2023：93-94）。需要说明的是，学科翻译史不只是应用翻译史或应用翻译研究的关注对象，各个具体学科对自身学科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翻译史实均有所梳理，宏观意义上的中外文明文化交流研究对此也多少有所涉及，这些成果为当前应用翻译研究框架下的学科翻译史书写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同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对后者带来明显影响，甚至形成一定的研究定势，不利于应用翻译研究视域下学科翻译史研究的意义挖掘与特色彰显。 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应用翻译研究由“应用的翻译”向“翻译的应用”不断拓展的研究路径，探讨应用翻译研究框架下学科翻译史书写应如何立足翻译研究本体，开拓新的研究空间，进而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相关讨论中持续发掘和彰显翻译活动的价值与意义。 2.应用翻译研究：从“应用的翻译”到“翻译的应用” 2003年，首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召开，“‘应用翻译’和‘应用翻译研究’作为翻译学的新概念、新范畴拔地而起”（方梦之2025：76），由此开启了不同于西方“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的中国本土应用翻译研究体系的构建。“应用翻译”与“应用翻译研究”的内涵不断拓展，在其最新著述中，傅敬民（2024）正式将“应用翻译”划分为“应用的翻译”与“翻译的应用”，并对二者进行了相应界定。“应用的翻译”虽然“实际上就是方梦之所倡导的应用文体翻译”，但真正内涵却远不止于此，它同时将口译、视听翻译、多模态翻译、网络翻译、机器翻译等纳入其中。可以说，“凡是实用类的翻译，都属于‘应用的翻译’范畴”。“而‘翻译的应用’，就是翻译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它超越了实用文本翻译，指向翻译与其他事物、活动、现象之间的关系，关注的是实用文本翻译在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功能与效应。”（傅敬民2024：13）从整体译学视角出发，不论是“应用的翻译”还是“翻译的应用”，中心词都是“翻译”。前者关注从翻译选材到译文生成的翻译全过程，重点在文本以及对文本的翻译处理；后者由翻译行为/现象延伸至其他社会领域，是在“应用的翻译”基础上对经由翻译处理后生成的文本功能与作用的探讨。 2.1 “应用的翻译”研究 中国翻译活动源远流长，其中应用翻译实践的踪迹不难寻觅，佛经翻译、明清科技翻译、晚清西学翻译皆涉及大量应用翻译史实及相关研究史料。应用翻译研究史，既包括研究应用翻译活动的历史，即“应用翻译+研究史”，也涉及应用翻译研究的历史，即“应用翻译研究+史”。最早有关中国翻译活动的记录存于《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中：“夏后即位，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虽未言明翻译行为，但“‘于夷’、‘方夷’与夏、商王朝非同一部族，语言有殊，遣使来朝，当然缺少不了译员”；《周礼·秋官》中则写明，“象胥，……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马祖毅1998：1-2）。可见，这里记载的都是一些应用翻译活动，而人类针对这些活动所进行的具有主体意识的思考均可视为“应用翻译+研究史”的滥觞。就目前整理的传统译论来看，这一时期应用翻译研究主要关注“如何译”等与翻译原则、翻译策略相关的问题，如佛经译论中广为人知的“五失本、三不易”“五不翻”“六例”等，聚焦的均是文本层面的翻译技巧和翻译策略。“中国传统译论体现出鲜明的‘实用’性，注重可操作性……纵观其总体发展……一条‘以实用为标准，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的主线贯穿始终。”（朱志瑜等2019：73）隶属其中的应用翻译研究更由于所译文本的实用色彩，进一步强化了相关研究的实用性，主要围绕“应用的翻译”展开，聚焦在对应用型文本翻译过程中各类具体问题的解决与翻译产品的质量监控。 而“应用翻译研究+史”的划分方式则将“应用翻译研究”视为一个整体，旨在凸显中国学界以方梦之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理论话语体系方面的一系列努力。中国的应用翻译实践虽然历时悠久，系统化、理论化的应用翻译研究却是随着中国翻译研究的整体发展而出现的。自“应用翻译研究”提出以来，学界对其发展动态一直十分关注（方群2020；孙吉娟、方梦之2024；王传英、孔新柯2021；熊兵2012；杨荣广、黄忠廉2016）。其中，方群（2020）对2000—2019年间17种外语类核心期刊发表的应用翻译研究论文进行分类统计，发现20年来应用翻译研究所涉主题中，文类研究与教育培训研究最受学者青睐，分别占比57%和15%。“应用翻译研究注重实用性，翻译市场中应用文类翻译需求量最大，因此应用翻译研究中文类研究占比最大”（方群2020：65），而文类研究中又包含了多个应用翻译研究的热点，如科技翻译研究（12%）、外宣翻译研究（7%）、商务翻译研究（7%）等。由此可见，中国学界立足本土翻译实践所进行的有意识的、系统化的应用翻译研究仍主要聚焦与各类实用文体相关的文本翻译问题。然而，由于应用翻译涉及文本类型多样、领域广泛，立足某一具体文类进行的应用翻译研究需与相应的文类特征紧密结合，这一方面使得研究发现囿于特定文类，新闻翻译、经贸翻译、科技翻译等应用翻译研究下辖不同研究领域各自为战，难以打破文类间的界限，无法在协同融通的基础上共同推进应用翻译研究话语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尝试超越文类特征的应用翻译研究若只围绕翻译策略展开，又显得过于宽泛，因缺乏焦点，而丧失创新性和对应用翻译研究整体理论话语的有效贡献。正如吴苌弘（2024：20）指出的，“研究者是否会对自己的研究以应用翻译学科视角加以审视，而现有的应用翻译理论对所有类型的应用文本翻译实践是否具有普适性的指导价值，学界对这些关注甚少。因此，当我们从应用翻译的角度再次审视各种应用型文本的翻译研究时，就会发现其研究视角是缺乏系统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