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古定”一词首见于伪《古文尚书》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①这篇序文是模仿孔安国的语气写的，一般称为《书大序》。清代学者将晚出《古文尚书》及孔传辨伪后，连同《书大序》一并认为是托名孔安国的伪作。但孔安国是否采用“隶古定”的方式整理古文《尚书》，②以及汉人是否“为隶古定”，仍然是古文字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且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概念界定、学术史梳理、字书考订等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探析，聊供管见，尚祈方家指教。 裘锡圭指出：“伪孔安国《尚书序》里有‘隶古定’的说法（或谓“隶古”与“定”不应连读，这里用一般的读法），指用隶书的笔法来写‘古文’的字形。后人把用楷书的笔法来写古文字的字形称为‘隶定’。”③现代学者一般也称之为“严格隶定”，以区别于“宽式释文”。需要指出的是，古人的“隶古定”和现代学者的“严格隶定”还是有一定差别的。“严格隶定”是建立在对古文字的字形源流、构件分析的正确理解上的科学隶定，是近代以来伴随古文字考释成果的深入推进而逐渐精密化的。④古人的隶古定未必能明了字形源流，也未必具有分析构件的意识，对于疑难字多是“依样隶定”。“依样隶定”是就当时所见的古文字形，依照其行笔方式进行的“隶写”。 一、李学勤关于“隶古定”的学说 李学勤对孔安国“为隶古定”说法的支持，在文字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李学勤相信《书大序》出自孔安国之手，是孔氏整理《古文尚书》的实录。当然，这要在他所提出的“汉魏孔氏家学”这一观点下看待。 《古文尚书》案与《孔子家语》有密切联系，古人多谓《家语》为王肃伪作。20世纪70年代，阜阳双古堆汉墓、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的西汉竹简有些内容与《家语》存在互见关系，说明《家语》不全是杜撰。李学勤认为这类西汉竹书是《家语》的原型。⑤他由《家语》名誉的恢复，来类推《孔丛子》为孔氏家学的学案，再由《孔丛子》引《书》篇目与见于《古文尚书》，将《古文尚书》归到“汉魏孔氏家学”的范畴下。⑥据孔疏记载，《古文尚书》传自魏晋时期的郑冲，而《古文尚书》及孔传在皇甫谧《帝王世纪》已有引用，因此李学勤又把《古文尚书》的传续进一步和东汉的孔僖、孔季彦关联起来，最后溯源到西汉的“孔安国”名下。“魏晋孔氏家学”说是当代广有影响的《古文尚书》来源学说。⑦ 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一批战国竹书之后，李学勤通过与晚出《古文尚书》对照，很快放弃了前说，回到清代以来的辨伪共识上。⑧刘光胜指出“汉魏孔氏家学与‘晚书’25篇没有直接的关联”，孔氏家学所传习《尚书》的仍是与伏生今文相同的33篇，⑨切断了所谓“孔氏家学”与晚出《古文尚书》的联系，为李学勤这一学术观点画上了句号。只是李学勤对“伪书”说仍持比较中立的看法。⑩从李学勤最晚的表述看，他淡化了“伪书”概念，认为拟作已经消失的古书是魏晋时期的学术风气，出发点不是为了欺诈后人。 1980年起，李学勤开始在文章中提到《书大序》的观点，80年代后期论证《古文尚书》为汉魏孔氏家学的传本，而其远源来自西汉的孔安国，为《书大序》重新“证真”。以后他多次撰文称“隶古定”这种学术整理范式产生于西汉孔安国。(11)90年代在关于“走出疑古时代”的讲座中，他也认为大序为孔安国作。刘起釪针对这一点重申了传统对《书大序》辨伪的观点，认为“已成为学术上的定论”。(12)李学勤回应说：“可是我经过考虑，并不赞成他们的意见，不认为清代一些学者的论断科学。”(13) 李学勤用繁简字的例子来上推西汉人识读古文的情况。对于识字人来说，识读繁体字的难点有二：一是繁简字字形变化比较大，缺乏直接关联，如蠶与蚕，叢与丛；二是由于同音字合并，造成字词关系对应混乱，如鬆与松、髮与發。而“古文”与“篆隶”系统的差别，远大于繁简字的不同，且汉初“古文”是禁绝后的残余，没有实用功能了，而繁体字还在应用。因此李学勤对西汉时期古文字识读能力的估计是有其合理性的。基于这种认知，《书大序》阐述的内容确实有符合孔安国所处时代的实际情况的一面，是不能一概抹杀的。但大序的内容是否全部真实，然则未必。但即便在清华简证明晚出《古文尚书》为“辑录”之作后，李学勤对《书大序》的真实性仍抱有信心。由李学勤在不同时期的表述可知，他对孔安国创立“隶古定”的看法是一贯的。当下学界也多认为汉代存在“隶古定”这种学术整理范式。 二、汉人不为“隶古定”说 汉代有没有像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那样的隶古定本？或者隶古定是不是汉人释读古文的一种方法？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章太炎受清代钟鼎款识学的启发，认为汉代古文经是通过三种方式传世的：一是古文摹写本，二是隶书本，三是传注本。(14)所谓“摹写本”相当于古文字著录书，“隶书本”相当于白文释文本，“传注本”相当于注释普及本。传注本虽然是训释和经义的内容，但有时会据经师的训读改写经字，从而滋生出各家经书训解的异文。张富海认为汉代《古文尚书》有两种形式流传：一是隶书本，一是古文摹写本。他指出《古文尚书》“实际上主要是以隶书字体的形式流传的”。(15)当然隶书本可以是“白文”，也可以有“传注”，因此他和章氏的观点基本一致。章太炎《尚书略说》将《尚书》古文经的释文与金文著录书进行了类比，他说：“譬如钟鼎拓片，各人读不同，录为文章，或作甲，或作乙，非拓片不同也。孙星衍《续古文苑》录钟鼎，严可均书亦录钟鼎，而文不同，此其例也。”(16)章太炎用清人整理钟鼎款识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汉代古文经传承过程中复杂的异本问题。也就是说，用“出土文献”的视野来观照汉代古文经的流传状况，能使纷繁的现象得到统一的合理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