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天命有关的“沈（沉）”的训释及其折射的思想观念

　　在《尚书》《诗经》等文献中，有一组用来描写天、天命、天畏等的字，写作“忱”“谌”“信”“僭”等形，由于它是研究西周天命观转进的珍贵材料，向来备受重视。可是，自汉以来，有关训释相当混乱，不仅至今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一些错误的训释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严重影响思想史的研究。本文拟结合近来一些新的发现，尝试对这一问题重新加以探讨，希望有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一

　　《尚书·周书》中有“天棐忱辞”“越天棐忱”“天畏棐忱”“若天棐忱”等说法，见于下列各处①：

　　1.《大诰》：“王曰：‘尔惟旧人，尔丕克远省，尔知宁〈文〉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极卒宁〈文〉王图事，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天棐忱辞，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宁〈文〉人图功攸终？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宁〈文〉人攸受休毕？’”

　　2.《大诰》：“王曰：‘呜呼！肆哉！尔庶邦君越尔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尔时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艰人诞邻胥伐于厥室，尔亦不知天命不易？’”

　　3.《康诰》：“王曰：‘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4.《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

　　其中“忱”字，过去主要有两种训释，一种训为诚②，表示诚信、信诚，当形容词讲；一种训为信③，表示相信、信赖，当动词讲。第一种说法把“棐”训为辅，第二种说法把“棐”读为“匪”。

　　现在较少有人相信第一种说法，多数信从第二种说法。如果按照第二种训释，“天棐忱”“天畏棐忱”直译就是天不可信、天畏（威）不可信。屈万里和何晋的说法颇有代表性。屈万里说：“天匪忱辞，意与《诗·大明》‘天难忱斯’相似，言天不可信赖也。”又说：“天威棐忱，意谓不可专信赖上天对殷之惩罚，而己不自奋勉也。”④何晋则把“天棐忱辞”“天棐忱”解释为“谓天命无常，不可确知信靠”，把“天威棐忱”解释为“天威不可确知信靠”⑤。很明显，这样理解和周人敬天的思想和行为是相矛盾的。我们知道，商人奉帝为神，周人奉天为神，周人从商人那里继承了帝的概念，又加进了天的概念，最终实现了天、帝的统一⑥。周人认为，文王受有天命，他们终结商的统治，是秉承天意而为，周王自称天子、天君。“将天明威”（《周书·多士》）、“天命是将”（蔡侯申歌钟，《集成》⑦1·00210）、“畏天命”（《论语·季氏》）、“严恭寅天命”（秦公镈，《集成》1·270；秦公簋，《集成》4·4315）是周人上上下下的基本遵循。《大诰》“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替”字，莽诰作“僭”，魏三字石经作“”，即“僭”字；颜氏《汉书注》云：“僭，不信也。”段氏《撰异》谓作僭为长⑧。周成王说不敢不信上帝命。在《尚书》文献里，说天、天威不可信，竟还出自周王、周公之口，确实有些匪夷所思⑨。这种训释的矛盾，在同一篇文献里尤其突出。如《大诰》，周公从成就文武之业和遵从上天之命两个方面，反复劝告众邦国应该顺从天命和占卜，兴兵出征。《君奭》一篇，借周公之口，阐明君王若要不失天命，不出差错，惟在有贤臣佐助。这样的语境，出现“天不可信”的字眼，也太不和谐了。可能是因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学者们在理解时比较灵活。屈万里和何晋比较忠实于字面，但也显示出灵活的趋向。

　　顾颉刚、刘起釪则更加灵活：把例1“天棐忱辞，其考我民”翻译为“老天爷并不是随便信任我个人的，它只是为了要安定我们人民的原故才有这样的表示的”；把例2“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翻译为“他们都能认识上帝命令以及上天的不可无条件地依赖”：把例3“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翻译为“老天的威严虽不可测，可是人民的安静动乱却是很容易见到的”；把例4“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翻译为“我也不敢以为可以安然信赖于天命，也不敢不长远敬念上天之威严与我下民”⑩。例1的译文补了一个宾语，改变了信的对象，例3把“信”活译为“测”，例2在“信”前加了“无条件地”几个字，例4加了“安然”几个字。这么做显然是意识到了直译的不合理处。殊不知，改变信的对象，把“信”活译为“测”，在“信”前加“无条件地”和“安然”等字，曲解或过度理解文意，同样存在不合理处。看现在流行的各种《尚书》译文，多多少少都存在这类问题。

　　由于以前两种说法都有不合理的地方，所以近年又出现了新的说法。有学者从古人对信的理解出发，认为“忱”应释为“专一不变、恒常不变”，“天棐忱”意思就是“天命不是专一不变的”(11)。说天或天命不是专一不变的，即是说天不专一，多变，就像古代婚姻的负心主题一样，仍然是一种贬义的说法。事实上，周人宣扬的是“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我非敢勤，惟恭奉币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周书·召诰》），“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周书·多方》），“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周书·吕刑》）。周人主要不是怨天，而是尤人。《周书·酒诰》“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就是这种认识的写照。西周时期，“即便上层统治者已然揭示出‘敬天保民’的观念，但他们笃信天命，宣扬天命、利用天命，又以占卜而探测天命的做法，与殷人并无二致”(12)；即便到了春秋时期，“敬天命、保人事的西周传统依然存留，战国时期的德政观念与之一脉相承，成为此后大一统王朝意识形态的直接来源之一”(13)。还有学者把“忱”训为“沉溺”(14)，但并无论证，纯属猜测。另有学者不讲具体的训诂，只作整体的把握，有的说：“‘天命匪谌’者（《大诰》‘天棐忱辞’，《大明》‘天难谌斯’，皆与此同义。孙说），言天命时依人事而变易，不可常赖，故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也。”(15)还有的说：“可见，周人反复强调‘天不可信’，并不是说不相信天命抑或否定天命，而在于警告和激励周人不要消极地一味信赖天命，安于天命，放弃人在保持天命上的主观努力，最终使‘天不庸释（舍去）于文王受命’。”(16)甚至还有学者把“天棐忱”解释为“天辅忱”，认为“凡上副天心，下顺民意之举皆可谓‘忱’”；把“天难谌”解释为“上天难以取信”，把“天不可信”解释为“上天不可取信”(17)。这些理解当然是有道理的，可是并没有解决“信”等字的训诂问题，终不能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