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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取山西汾河流域横跨临汾盆地和晋中盆地的诸方言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反映中古汉语低元音“a”特征的“假摄”和“果摄”字读音进行共时与历时比较，以探求汾河流域元音演变的时空特征，并尝试以量化结果科学评估晋语与官话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提出：元音演变分为初始、上升和循环三种类型，而其演变的动机在于“介音同化”与“元音异化”；其次就元音演变不同阶段在地理上的分布特征指出：灵石高地最为守旧；晋语与中原官话就元音高化这一点来说，二者是同质的；但就元音是否循环演变这一点来看，二者又是异质的，因为晋语区别于官话的本质就在于其完成了元音循环。
”等。 乔全生、王为民（2019）为我们的量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为了进一步深入对元音高化的探索，我们还要提出两个问题：一、元音高化的动机是什么？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提出元音高化的条件。二、元音高化仅活跃于晋语吗？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统计临汾盆地诸方言的元音高化现象。 综上所述，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在于，（1）不仅挖掘新的语言事实：元音高化→元音循环，并提出二者的出现条件；（2）而且进一步提出灵石高地是存古地区，即元音非高化地区，灵石以北的晋中盆地不但出现元音高化也出现元音循环，而灵石以南的临汾盆地只出现了元音高化，没有出现元音循环。 二、先行研究 乔全生发表了“晋语与官话的非同步发展”系列文章（乔全生2003a、2003b、2016等）。他从薛风生先生提出的检验官话的十条“测验条例”入手，对晋语和官话的音韵特征进行比较，举出二者非同步发展的8个特点；之后，又择8条特征进一步指出二者演变的不一致性。这16条音韵特征清晰地展现了晋语与官话在声韵调方面的差异性，但是却未明确指出晋语与官话的相同性。然而，要更加科学客观地评价二者之间的关系，差异性和一致性的认识是缺一不可的。 乔全生、王为民（2019）在谈及晋方言百年来的演变时，专章描写“晋方言元音系统的演变”，从共时平面对晋方言元音高化的类型、原因以及规律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然而他们研究的着眼点是整个元音系统，他们认为，语言系统必须保持音类之间的区别度，这样才能避免形成众多的多音字而造成交际的困难，当元音高化使得方言中原有音类之间的对比发生变化时，有的方言容忍了音类对比的消失，调整了新的同音字组，未改变原有的音位结构；而有的方言不能容忍音类对比的消失，故重新调整结构形成新的音位结构；因此他们指出音韵结构的调整是元音高化的直接动因。而我们研究的着眼点是元音高化这一语音现象，比如元音高化只是假摄三等字的语音变化，并没有引起低元音[a]在晋语中消失，因此也并未触动整个元音系统的变化。 朱晓农（2005）早在21世纪初就敏锐地观察到汉语中的元音高化现象，他从实验语音学的角度，考察了上古至中古的过渡时期发生的首次推链高化式的元音大转移，并尝试探讨引起高化链移的普遍性驱动力。但是，他的研究只为我们进行了实验语音学上的解释，并未提供方言事实证据来证明为什么元音高化后会转而再低化形成循环。乔全生和朱晓农都明确了元音高化这一语言现象，但均未指出这一现象发生的条件。 沈力等（2009）提出一部分的元音的演变实际上是由元音谐和律造成的。比如：元音由ia→ie的高化是低元音的区别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趋于与介音i一致造成的。这一观点可以解释元音高化的动机。这也是人们在使用和发展语言的过程中普遍遵循的一条原则，即语言中的省力原则（经济原则）在起作用。但是该文是以霍州方言中的小词与词根结合时发生的元音高化现象为中心的，并没有对假摄-果摄等进行全面考察。当我们把假摄-果摄韵进行调查后发现有“Ii→ei→au”的音位列序，这明显告诉我们元音韵尾不但没有引起元音高化，相反，它会引起元音低化。本文旨在指出假摄-果摄字的元音出现循环演化现象，即从“高化”到“低化”，而且这些现象的发生的动机不但归于“介音同化（元音和谐）”，还归于“韵尾异化”。 三、研究方法 我们的研究方法基于三点：（1）地毯式田野调查；（2）对“假摄”和“果摄”字的调查结果进行量化比较，以观察元音高化的条件；（3）采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手段，把元音高化现象按照地理分布排列成一个空间链条，以观察元音时间演变与空间演变是否同步。 首先，王临惠（2003）提出，汾河流域晋方言存在“中心泛化”问题，即汾河流域诸方言各自为阵，并无强势方言，因此为了更加清晰地观察到语言的发展脉络，尽可能减少对具有过渡性语音特征的遗漏，我们以《方言调查字表》3800字为调查蓝本，对穿越晋中盆地和临汾盆地的汾河沿岸诸方言（11个县市，91个方言区，2996个村庄）的汉字信息（声/韵/调）进行问卷调查和统计，并制作成方言信息语料库，便于数据的提取与分析，以期能发现更丰富的有关元音演变的轨迹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