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种满汉合璧会话语料中,“来着”与满语过去时间表达手段存在多种对应关系,但不对应语用上具有间接示证作用的第三过去时-mbihebi,不能直接把“来着”对应于bi-he及相关构式。“来着”的语气意义可能源于满-通古斯语中示证范畴弱化而成的确定性范畴。“来着”在汉语中也只能界定为在语用上表达确定语气,且在确定语气的基础上产生了非确定语气。“来着”的形成与发展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三,学界多数研究都认为“来着”兼有时体和语气意义,但对二者之间的联系没有很好的分析。现有研究提出了“说明、解释、确认”③、“确证性肯定”④、“现时相关性”⑤、“广义情态”⑥、“追忆”(祖、高文)等跟语气相关的认识。这些范畴意义之间存在诸多纠葛,有必要结合国内外的研究加以整合。 就例(1)而言,“来着[,1]”在反问句的条件下,十分典型地显示了说话人对命题真实性所做出的强调性断言,即确定语气(affirmative mood),从而区别于客观陈述命题本身的直陈语气(indicative mood),这二者的对立可构成确定性范畴(validational category)。该范畴在东部通古斯语言中通常由带有一定时体意义的动词形式或分词形式来表达,且被认为是早先兼表示证范畴的动词时体形式进一步演变的结果。因为表示说话人不同知识来源的示证范畴往往隐涵说话人对命题所持有的不同程度的确定性,详情参看Malchukov对这一组概念的概述⑦,示证范畴内部的宏观对立参看2.3节结合例证的解说。就例(2)而言,“来着[,2]”十分典型地显示了说话人对命题的部分内容有一定印象但并不确定,可概括为非确定语气(unvalidated mood),也是确定性范畴的一部分。从确定性出发可更清楚地梳理“来着”不同用法的源流。 本研究在“非汉语反观汉语方法论”⑧及既有研究⑨的基础上,有意识地采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双向”反观的研究策略,以满汉合璧文献为基础,探讨“来着”时体与语气意义的源流,旨在突破前文提及的满汉对勘研究的难题。论文第2节基于四种满汉合璧语料,集中分析“来着”与满语过去时及相关形式的对应关系,尤其是“来着”基本不能对应第三过去时形式的事实。第3节进一步探讨“来着”的确定语气跟满语示证系统衰变的关系,分析满语过去时多种形式的示证或确定性含义,考察“来着”语气用法的确定性及其演变规律。 2.“来着”时间意义的源流 2.1 “来着”对应满语限定形式的四类过去时形式的情况 本文讨论的四部满汉合璧文献是:《满汉成语对待》、《清文启蒙》、《清文指要》(含《续编兼汉清文指要》)⑩、《庸言知旨》,下文分别简称《成语》《启蒙》《指要》《庸言》。版本主要依据竹越孝的整理(11)及刘云主编《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下文简称《集成》)(12),行间注释根据需要有所调整,主要参考《新满汉大词典》(第2版,商务印书馆,2020年)。四种文献最早版本所标引或可追踪的时间依次是:1702年、1730年、1789年、1802年。时间先后也体现了这四种文献的性质各有不同,其中《成语》可视为明末清初辽东满语和汉语的语料(13),其他三种是北京内城旗人语言的语料,它们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满语使用状况的历时变化。关于满语过去时的形式与意义,本文以满语四种过去时(14)为形式线索,参考前人对助动词及相关问题的分析(15),并适当引入时体类型学的概念系统,以切合满语时体标记使用的实际情况,深化对满语时体标记多功能性的认识。之所以优先采用“第一过去时”之类的数字标记形式,是因为满语时体形式与世界语言的多数时体标记一样,普遍具有多种用法,在没有充分研究之前难以准确定性,采用数字方式便于从形式到意义逐步深入。 经核对多种版本的文献、排除不合格的用例之后,上述四部文献的会话语料中,“来着”的实际用例分别为:《成语》61例,《启蒙》26例,《指要》56例,《庸言》25例。这与郭军连的统计相比,《启蒙》《庸言》分别少l例和2例(16);跟陈文相比,《成语》《启蒙》分别多1例和少2例。本文与祖、高文的统计数据基本一致,形式分类有同有异,但出发点不同,本文更关注满语过去时表达形式的多样性及其发展规律。因此,有必要基于国内外已经进行语言学标注的满汉合璧会话教材版本,对上述文献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本文的转写统一使用学界较多采用的穆麟德夫(Möllendorff)的转写方案。本小节仅讨论“来着”明显对应满语限定形式的四类过去时形式的情况,分析这些过去时形式与语法描述的对应情况。这四类形式之外的其他对应形式在下一小节讨论。2.3集中讨论“来着”不对应的第三过去时及相关形式的情况。全部的统计数据见节末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