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论：从南方媒体合作到传播共同体 在国际政治与学术话语中，全球南方大体等同于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集合(江时学，2024)。作为第三世界的历史接续，“南方”意指受资本主义全球权力体系宰制，非西方、反干涉、谋平等的政经共同体(殷之光，2024)。金砖国家、G77+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不断推动国际体系多极化发展；中国引领的全球南方媒体合作网络逐步构建，尝试提供不同于西方主流媒体的话语体系和报道视角(Gray & Gills，2016)。然而全球南方传播合作仍面临诸多结构性困境①，其核心问题在于缺乏系统性的认知基础和行动指南，南南传播更多表现为策略性、短期性利益互惠，而非长期稳定合作机制。 西方新闻机构和学术体系长期把持全球传播规范与价值评判标准，南方国家媒体往往被置于信息传播与知识体系的边缘，制约了话语权的塑造。南方传播合作的实践以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利益为主要驱动，不同国家的媒体往往因意识形态、政策导向、市场机制等因素的差异，难以形成稳定的“传播共同体”(community of communication)(Shepherd & Rothenbuhler，2000：3-5)。全球南方传播网络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技术和资源投入，也需要在西方主导的知识体系之外，建立南方国家间的“认知正义”(epistemic justice)(Hampton，2016)。 认知正义是全球南方深化传播合作的关键，要求南方国家构建突破西方单一体系的新认知框架和知识体系(桑托斯，2012：15)。全球南方传播合作须在认知层面形成系统性共识，推动从合作网络向传播共同体转变；赵月枝等(2024)已指出，相关研究较少涉及具体传播实践层面的系统梳理(Medrado & Rega，2023)，亦缺乏一手材料的经验支撑。本文汲取知识生态学(ecology of knowledge)与全球认知正义的理论资源、梳理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的历史演进，基于全球南方媒体合作的传播共同体的现实诉求，探讨全球南方如何突破既有认知结构、实现认知正义并构建传播共同体。具体而言，本文将系统研判全球南方传播合作的历史与现实条件，通过对代表性南方媒体人的访谈，实证分析传播共同体的构建现实及未来路径。 二、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的理论、历史与现实 (一)认知正义与传播共同体的关系 认知正义由弗里克等(Fricker，2003)提出，聚焦知识生产与传播中的权力失衡，揭示认知领域存在的系统性排斥(Anderson，2012；白惠仁，2024)。全球南方语境下，认知正义呈现出更复杂的地缘政治维度，涉及知识体系的去中心化和重塑路径，综合桑托斯(2012：20)等人的论述，理解南方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South)，其背后的认知正义命题可以被概括为一种更公正的知识体系和信息生产传播权。现代知识体系表现为多层面的垄断，包括知识生产手段的资本化控制、知识验证标准的西方中心、知识传播渠道的单向度流动。认知霸权通过“认识论暴力”(epistemic violence)将非西方知识体系降格为前现代的他者(Brunner，2021)。南方认识论的方案则主张知识生态学的多元本体论、认识论，强调不同知识体系应如生态群落般共生互鉴(Vermeylen，2019)。 南方认识论的重要内核在于基于南方的经验与知识，形成一种更公平、非剥削性的认识方式，汇集其可能存在差异性的、零散的反霸权传播力量。立足知识生态学，认知正义的实现需重构如下的基本维度：生产场域的民主化，打破“学术资本主义”对知识生产工具的霸权(Jessop，2018)；验证标准的多元化，承认地方知识具有与科学知识同等效力(Abimbola，2023)；传播网络的去中心，建立多向度的知识流通渠道。这种重构是对韦伯式理性化进程的反思，旨在破除科学作为唯一救赎的现代性迷思(Harding，1994)。 传播(communication)与共同体(community)具有高度同源关系，国际传播共同体的建设可看作构建“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路向。南方认识论与传播共同体之间形成了独特的辩证互构关系。理解认知正义为迈向全球南方传播共同体奠定了认识论上的基础、前提；迈向传播共同体，可以进一步实现南方认识论的知识共享、话语体系构建，实现整体性的认知正义(朱泓宇，史安斌，2024)。 首先，南方认识论对传播共同体的奠基作用体现为认知正义论以认知多元主义立场，为不同文明的知识体系确立平等对话的哲学基础(Ganeri，2019)，挑战了西方学界长期秉持的传播现代性范式。其次，南方认识论有可能重新定义知识主体性，将长期被压抑的南方媒介实践者确认为合法认知主体。再次，重构知识有效性标准，主张情境化真理(situated truth)，为传播共同体中差异性的知识形态共存提供认识论依据。 构建传播共同体对南方认识论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其一，南方媒体有可能构建与西方主流不同的替代性叙事，主动定义叙事框架，为南方认识论的发展提供实践支撑；其二，传播共同体的关系网络有助于重塑知识权力结构，水平化连接可能“颠覆”传统知识传播的科层秩序(Muller & Young，2019)；其三，传播实践中的符号互动催生出新的认知框架，具身科学(embodied science)的新知识形态可能成型，以南方经验为基础的知识生产逐步孕育，体现出由实践驱动的新型知识范式(McLaren & Jandrić，2017；Sultana，2020)。 传播共同体或将成为实现认知正义的方案，使人类能以更丰富的知识储备应对复杂性危机，这促使本研究将“认知正义—传播共同体”作为核心概念链条予以实证探讨。由此，我们将视野转向历史，探讨南方国家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演变脉络，分析当下推动传播共同体构建的动力与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