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 虚假健康信息在网络空间大肆传播，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和广泛的担忧(邓胜利、顾一飞，2022)。由于相对较低的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和对健康话题的尤为关注，中老年人成为在线虚假健康信息的易感群体(王蔚，2020；邓胜利、顾一飞，2022)。为应对虚假健康信息的蔓延与危害，包含“清朗”专项行动在内的一系列互联网信息治理举措要求相关部门及时辨识虚假健康信息，并通过主动发布、精准推送纠正性信息来抵御虚假信息冲击，力求将虚假信息遏制在萌芽状态(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2022)。纠正性健康信息是旨在运用各种手段来驳斥虚假健康信息的一种信息类型(Bode & Vraga，2018)。现有的大量虚假健康信息纠正研究侧重利用实验法来检验不同要素组合下纠正策略的有效性(Sun & Pan，2025)。但是，伴随互联网信息流中纠正信息比重的持续增长及自动化推荐技术的广泛运用，偶遇纠正性健康信息变得日益频繁(Su et al.，2024a；Luo et al.，2025)。从概念上说，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意指在非积极寻找纠正性健康信息的情况下遇到这一信息的现象，是信息偶遇的子类别(Goyanes & Demeter，2022；Schäfer，2023；Luo et al.，2025)。相比主动信息搜寻，信息偶遇的目标驱动色彩更弱，也更偏被动(Kim et al.，2013)。目前，大量信息偶遇研究聚焦新闻和异见信息(Borah et al.，2022；Chen et al.，2022)，鲜有研究从实证角度阐明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究竟能产生何种效果。 对于虚假健康信息的忧虑在很大程度上源自错误健康观念的难以纠正(Vraga & Bode，2018)。作为一类不被现行医学证据和医疗专家共识所支持的信念，错误健康观念源于对虚假健康信息的接受和内化，会严重阻碍个体层次的健康行为采纳和公共层次的卫生政策推行(Nyhan & Reifler，2010；Tang et al.，2024)。但是，仅暴露于纠正性健康信息并不一定会改变错误健康观念；更多时候，是如何处理偶遇到的纠正信息在发挥效用，而非偶遇行为本身(Vraga & Bode，2018；Schäfer，2023)。鉴于此，本研究选择高度强调信息加工环节的认知中介模型(cognitive mediation model)作为基础理论框架(Eveland，2001)，以分析在中老年这一易受虚假健康信息影响的群体中，从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到错误健康观念之间的心理机制。经典的认知中介模型认为，个体会出于特定动机而对媒介信息施加关注，继而引发针对信息的认知加工，最终促成知识习得(Eveland，2001)。近年来，不少研究者提出需要重视新信息传播生态中日趋普遍的被动式信息接触现象，并在此情境中拓展认知中介模型，以厘清偏被动信息接触在知识层面可能产生的后果(Su et al.，2024a；Zhang et al.，2024a)。沿循这一方向，本研究对经典模型予以适度改造，以期验证该模型在信息偶遇场景中的适用性。 与中国中老年人有关的健康信息行为具备一定的特殊性，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该群体的健康信息行为深嵌于家庭传播和代际关系中(公文、欧阳霞，2021；周裕琼、谢奋，2021)。因此，在考察中老年人群的纠正性信息偶遇时，有必要将中老年人的个体认知要素与家庭要素勾连起来，以更好地描摹信息处理之后的综合图景。与此对应，在围绕认知中介模型的理论延展实践中，有学者指出经典模型只包含了经过信息处理的中介过程，却未关注可能影响中介机制的一系列边界条件(Jiang et al.，2022)。立足于社会文化特殊性和理论拓展需求的交汇点上，本研究尝试将家庭沟通模式与认知中介模型相融合，充分剖析不同的家庭沟通氛围如何影响纠正性健康信息的处理过程。 概而言之，本研究意在秉持“个体—家庭”融合式考察视角，拆解中老年人群纠正性健康信息偶遇与错误健康观念之间的心理机制，并考察家庭内部的沟通模式在这一机制中所起作用。以包含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在内的混合方法为支撑，研究发现将揭示新信息消费模式下的理论创新空间，并为如何有效减少中老年人的错误健康观念、应对虚假健康信息侵扰提供可行策略。 二、文献回顾 (一)作为基础理论框架的认知中介模型及其延展 认知中介模型描绘了从个体动机到知识习得之间的一系列心理过程(Eveland，2001)。该模型特别关注认知加工(或言“精细化加工”)的角色，认为个体会在特定动机的驱使下关注媒介信息，这进一步导致对信息进行认知加工，包含信息关注与认知加工在内的信息处理环节在动机与知识习得之间起中介作用(Eveland et al.，2003)。尽管认知中介模型肇始于政治传播领域，但其在健康传播领域的适用性已被近年来的一系列研究证实(如：Zhang & Yang，2021)。有学者进一步秉持理论创新视角指出该模型的可能延展方向：其一，经典模型仅考虑了根植于动机满足的信息关注行为，但在算法策展高度发达和信息高速流动的当下，人们不总是需要去下意识地搜寻信息，许多时候个体与信息会在数字平台上不期而遇(Oeldorf-Hirsch，2018；Gil de Zúñiga et al.，2021；Zhang & Yang，2021)。这种非刻意的、目的性较弱的信息接触模式可能会激发认知加工，甚至对知识习得产生影响，故而可以将信息偶遇作为认知中介模型的理论起点以检验经典模型对变动不居的信息生态的关照力(Gil de Zúñiga et al.，2021)。其二，信息处理环节因人而异、因情境而异，但经典模型尚未深入探讨可能影响认知加工过程的边界条件(Jiang et al.，2022；Su et al.，2024a)。目前，陆续有学者检验认知需求(Zhang et al.，2024a)、讨论网络异质性(Su et al.，2024a)等因素会如何调节认知中介模型中包含的认知加工过程。延续这一思路，有必要结合研究对象特殊性，拣选合适的调节变量来洞悉经典模型的效力边界。这一举措亦有利于得出更为细化且更具针对性的循证干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