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辟谣何时有效？基于在线实验的信源可信边界条件研究

　　一、引言

　　社交媒体谣言泛滥破坏了信息生态和社会秩序，推动学界和业界不断探索有效的治理方案。常见的谣言治理模式以平台为依托，由政府、媒体、专业机构担任辟谣主体，现有研究也相应地多聚焦媒体或政府机构，探讨其发布的辟谣信息的传播效果与影响机制①②并强调信息特征(如呈现方式)③、特定议题(如健康、政治)④以及不同情境(如突发事件或常态情境)⑤对辟谣效果的影响。然而，近年来普通用户也逐渐通过转发、评论等多种形式参与其中，成为平台内容协同治理的重要力量。各平台也不断推出新功能以促进用户参与。例如X(原Twitter)于2021年推出“社群笔记”(Community Notes)，普通用户可对帖子添加注释揭露虚假信息。微博于2023年上线“附注”功能⑥，用户可提交辟谣内容，经平台审核后以卡片形式置于原帖下方(见图1)。⑦Meta(原Facebook)则于2025年1月宣布取消平台主导的事实核查，完全交由用户揭露谣言。尽管有学者盛赞此模式发挥了“群体之智”(Wisdom of Crowds)，但其实际效果如何，是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能与新闻媒体辟谣效果比肩，仍需结合本土语境进行深入检验。

　　从信源可信度的视角来看，主流理论(如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M⑧；启发式系统模型，HSM⑨)通常假定媒体比普通用户更加可信，因此辟谣效果更佳。但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Socio-Technical Systems Theory)，信源效果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信源、内容与路径等要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这意味着在辟谣过程中，“谁来说”(主体)、“说什么”(框架)与“怎么说”(方式)之间可能经由匹配效应共同塑造辟谣的最终效果。由此引出本文的核心问题：在何种条件下，普通用户参与的辟谣更有效？

　　基于上述现实与理论背景，本文从“信源-内容-方式”三元交互的视角出发，探讨用户参与辟谣的有效性条件。研究尝试通过在线实验扩展信源可信度成立的边界，挑战西方研究中“群体之智”的预设，并提出中国情境下用户辟谣是“有条件的群体之智”这一新命题。研究也尝试在实践层面为平台优化用户辟谣机制提供证据支持。

　　

　　图1 微博附注功能示意图

　　二、文献综述

　　(一)用户参与谣言治理何时有效？一个社会技术系统视角

　　谣言是与既定证据或专家共识相矛盾的误导性内容，严重威胁网络信息安全与社会稳定。⑩社交媒体平台既是滋生谣言的温床，也是谣言治理的阵地。既有研究从信息扩散(11)和信息处理中的个体认知因素(12)(13)以及谣言检测和纠正方法(14)(15)等方面，为理解谣言传播和开展针对性辟谣提供了思路。在实践层面，多元主体也围绕辟谣采取了多种干预措施，逐渐形成政府主导、平台主责、媒体巩固、用户参与的协同辟谣模式。(16)

　　用户参与的谣言治理指由普通社交媒体用户(而非政府、专家或新闻机构)对谣言进行验证与纠正。这种自下而上的辟谣模式能够提供持续、实时的信息评估，弥补传统辟谣模式反应滞后的局限性。(17)同时，用户群体凭借其多元的知识背景，在提升辟谣多样性方面展现出了独特价值。(18)尽管由普通用户参与的辟谣在实践中具备多重优点，但信源线索可信度理论指出，信源作为边缘线索会影响信息的说服力，更专业、权威的信源将产生更强的说服力。现有经验研究也广泛证明，新闻媒体相较于普通用户具有更强的权威性与专业性，因此，由新闻媒体发出的辟谣信息可能取得更佳效果。(19)(20)

　　但是，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系统的效果可被视为社会与技术两个子系统互动的结果。(21)其中，社会子系统涵盖成员类型、价值文化等社会文化要素，核心关切在于明确传播活动中的“行为主体”(谁)及其“价值导向”(什么)。技术子系统则由实现目标所必需的技术性要素构成，界定了行动者可利用的“工具”及其“可供性”(如何)。(22)立足社会技术系统视角，可将社交媒体中的辟谣信息传播活动视为一个动态的信息系统，其效果源于辟谣主体、内容框架与辟谣方式的复杂互动。其中不同类型的用户(如普通用户、机构媒体)作为行动者，运用各类信息框架传递价值观念，平台功能(如转发、评论、附注)与界面设计各异，为辟谣行为提供了多重技术可供性。三者间交互在理论上能够触发受众的差异化感知，进而塑造不同的辟谣结果。

　　中国本土情境的辟谣实践聚焦这一复杂系统中的辟谣主体，形成了一种以官方媒体、政务新媒体等信源为中心的权威发布范式。(23)该范式虽凸显了信源可信度的基础性作用，却可能忽略了不同要素的匹配效果。一方面，平台正逐渐引入普通用户参与的协同辟谣机制(如微博附注)，提示我们需超越“权威即有效”的单一路径，审视多元行动者的作用。另一方面，即便在同一权威信源内部，信息内容的特征(如是否采用道德框架)亦会导致效果出现显著分化。例如有研究表明，权威信源若使用约束性道德框架，其纠正效果有时反而不及更具共情色彩的个体化道德框架。(24)这暗示了信源与内容框架在社会子系统内部可能并非仅为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存在复杂的匹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