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从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到2025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并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政策风向体现着我国主流媒体行业正从“小修小补”的渐进式改良阶段进入全方位、系统性变革阶段。面对互联网、智能技术猛烈冲击，主流媒体被赋予重新凝聚海量用户、重构主流舆论引导力影响力的时代使命。但回顾过去十余年我国媒体融合实践之路，虽不可否认融合确实取得一定成效，但与投入的政策、资金、技术、资源支持相比，主流媒体在网络空间中的影响力却未呈现出与之匹配的增长效率，甚至在部分公共议题中显现出相对边缘化的趋势。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水土不服”体现出主流媒体至今似乎仍然无法真正驾驭以平台、算法、用户、开放网络、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数智(数字化+智能化)传播生态。所谓“水土不服”，也不能被简单解释为适应不足或执行不力等操作层面的问题，而应该看到主流媒体在从大众媒介场域迁移到数智媒介场域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看来，一个社会总是会分化成许多场域，它们是相对结构化的独立空间，是宏观社会与微观个体构成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比如生活、艺术、科学、宗教等，此场域与彼场域之间具有相对不可通约的法则、规律和权威形式①，进入其他场域需要尽量多地遵循其内部法则才能有效行动，例如在篮球场上神一样的乔丹到了棒球场上也可能只做个二三流选手。相对于其他社会功能来说，与信息生产传播有关的空间也是一个单独场域，布迪厄称之为媒介场域(media field)，其中又包含新闻场、电视场等细分场②，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构型、逻辑和规范。面对跨场域问题，行动者在某一场域中形成的习性(或称惯习)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在另一场域中的有效资源，跨场域往往伴随着旧有习性资源的贬值、错位乃至失效。如果数智媒介场只是大众媒介场的技术性延伸，二者之间或许还能保持一定程度的通约性，那么主流媒体在跨域迁移过程中，其既有的习性和优势资本所遭遇的贬值错位可能还相对有限；然而，学界普遍的共识是，数智媒介场是由新质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关系构筑的新媒介场，与大众媒介场有根本区别，二者间的场域通约性很低。因此，主流媒体仍将过去制度权威赋予的身份影响力作为主要资本，去应对由算力、算法和数据主导的传播规则时，就受制于旧场域习性与幻象而跟不上跨域步伐，陷入“水土不服”状态。这正是布迪厄指出的在场际迁移中习性滞后带来的“场域迟滞”现象。③就如堂吉诃德对骑士精神的盲信使他无论付出多大努力都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在旁观者眼中，他的行为更是不可思议甚至不可理喻的。 本研究拟以场域理论及跨场域迁移的“场域迟滞”现象为视角切入分析，解释大众媒介与数字媒介两个场域的习性差异，并分析主流媒体在场际迁移中出现“水土不服”的原因及具体表现；同时，进一步探讨主流媒体化解场域迟滞问题并实现有效的系统性变革可能的探索方向。 二、主流媒体融入数智媒介场“水土不服”的成因分析 场域迁移融合的过程可从两个维度加以解构，一是迁移形态，即新场域在技术结构、权力配置与价值生产方式上对其行动形态提出的客观要求；二是行动方式，即行动者基于其惯习模式、资本结构与认知框架，对这些新规则与新约束作出的实际反应。这两个维度分别对应着场域层面的结构性框定与行动者层面的能动性实践，构成了布迪厄所说的“结构性—能动性”辩证关系在跨场域迁移中的具体展开。以“迁移形态”和“行动方式”作为分析主线，可以透过主流媒体“水土不服”的表层现象还原出其迟滞的生成机制。 (一)迁移形态：具备平台形态，却未成为“超级节点” 数智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最大不同在于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不同，数智传播更强调开放、连接、整合。在深度媒介化阶段，数智媒介不再是一个传播工具，而是将人与技术、时间与空间、具身与离身持续连接的泛在系统，传媒业角色由信息中介下沉为社会运转的底层操作系统④，成为数智社会的“针”和“线”。在这一结构中，社会网络是由一个个“节点”构成的，网络化社会的运作方式是去中心化的，网络建立在节点以及节点之间互相关联的基础之上。⑤由此传播影响力的来源随之发生转移，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一个网络节点对数智社会资源的连接能力、中转能力与调配能力。⑥而一个平台就是一个节点，平台化是数智媒介场的基本形态要求。主流媒体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迁移形态的变化，回顾过去十余年的融合变革实践，主流媒体“平台化”形成了两种主要路径：一是嵌入商业平台。2010年前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兴起并逐渐成为社会信息流动最快速、最便捷的节点，主流媒体开始以入驻社交媒体平台、开启账号的方式积极布局社交媒体矩阵；到2018年前后，抖音、快手、B站等视频平台的影响力规模和用户黏性全面超过传统的图文资讯平台，主流媒体随之再次入驻视频平台，且一改过去“搬运式嵌入”的模式，开始遵循视频平台内容逻辑生产专门符合平台调性的“原生内容”。二是自建自主平台。其源头可追溯至门户网站时代，如人民网、新华网等“信息发布网站平台”的建立，是主流媒体自建信息化平台的第一次尝试；随着媒体融合战略推进，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人民日报》的全媒体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央视频”等一批“国家队”央媒平台，同时，各地主流媒体则通过差异化策略建立了“南方+”“潮新闻”等地方媒体平台，形成自建平台梯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