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现在已经从倡导阶段走到了攻坚阶段。倡导是要解决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方向问题，攻坚则是要解决学术研究的科学基础问题。任何知识体系，无论是“自主的”还是“借鉴的”，能不能有生命力的关键，都在于她能否具有科学的解释力。华夏传播以及中国传播史、传播思想史研究取得了很多成绩，形成了学科认同，聚集并培养了研究队伍。这个学科方向在推进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方面，体现出坚定的文化主体意识，同时也表现出较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文化主体意识凝聚为高水平的学术研究。系统性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并非一蹴而就、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我们需要意识到，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科学探索过程。从倡导到攻坚，是阶段性的递进。在攻坚阶段，一个重要的任务，或者说一项必经的跨越，就是探索重建中国传播研究的方法论。这是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建立学术规范的必经阶段，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作的深化过程。 一、为什么现在要重视方法论问题 西方传播学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逐渐和新闻学融合。在1990年代以后，传播学不再只是以观念的形式影响到新闻传播研究，而是通过各种“中层理论”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相连接。西方传播学受到科恩的“范式论”的启示，有意识地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符号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乃至哲学那里借鉴移植方法论，结合传播研究加以改造，推出各种传播“模式”，用以阐释现代信息传播规律。有了方法论的加持，西方传播学才有了自己的“学科规范”，才能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才能以此来“规训”新一代学人。在19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我们曾经意识到方法论的引进是传播学科建设的必经阶段，因此以曾经留学于欧美的中国学者为主要“摆渡人”，通过译介和培训，推进国际传播学的方法论在中国落地。这和其他学科所做的工作基本是一致的。以往新闻学基本是意识形态宣传话语和经验性总结为主，引进传播学及相关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后，新闻传播研究变得“别开生面”，学理性有所增强，人们也不好意思再说它是“无学”的。但是在这个阶段，又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方法论“幻境”、“言必称希腊”和形式主义等问题。有方法无问题、有方法无思想、不接地气、数据游戏、自说自话的研究越来越多。方法一旦无的放矢，就从思维工具变成了思维桎梏。 方法论所提供的是思维工具，经验所提供的是研究对象和内容，问题意识则来源于价值和目标选择以及洞察想象力。强调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意识是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也是中国传播研究自身学科建设的必答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传播研究要“以中国为方法”是一个简略的表述，本质上是呼吁建设包含了方法、经验、问题意识和价值立场在内的完整的中国传播学的学术体系。 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传播研究没有必要提出自己的方法论，现有的传播研究的方法论就已经具有普适的科学性。这种看法并不符合方法论进化和适用的规律。我们知道，今天在传播学里盛行的各种研究方法，大多来自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鲜少直接来自传播研究。但是这些方法之所以被传播研究借鉴采纳，在于它们与传播研究的契合性。而这样的借鉴采纳又都在传播研究的具体过程中加以改造和转化。传播学里之所以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也在于这些学派各有不同的思想文化源头和方法论传统，并不存在包打天下的方法论。方法论的规范性总是相对的，而变化则是绝对的。中国传播研究在借鉴、移植外来的方法论的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学术探索在方法论上加以改造和创新是情理之中的事。 为什么现在要重视方法论问题？我们提出传播研究要“以中国为方法”，是针对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基本上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的情形。这一套知识体系源于西方现代性的社会发展和媒介工业的技术条件而产生。尽管其中不乏对人类社会的一般传播规律有所总结，但是在价值观立场、社会文化根性、问题意识导向、经验案例内容方面都与中国的国情有很大的距离。用这一套现成的理论方法不能圆满地解释中国经验和中国传播史。西方传播学的知识体系缺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基本体认，对于中国的社会和制度形态也缺少深入的理解。国际上最优秀的传播学者如彼得斯、库尔德利等都承认这一点。要获得对中国的正确的体认和深入的理解，既需要主动性，也需要能力和条件。即使是今天，中国的传播学者未必没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问题。中国人是怎样交流交往的、中国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中国政治制度是如何运行演变的、中国人是如何与异族异国人交往共处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乃至自然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既要入乎其内，从中国历史的内在脉络来看；也需要出乎其外，从外部比较来看，而不是用线性进化论的模式，以西方文化逻辑的尺度来衡量中国。 在信息化发端时刻引进的传播学，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让我们意识到：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这是一体两面的。文化是流动的凝聚体。今天，除了中国文明以外的古老文明都不再具有传播力，成为只有考古价值的废墟存在，而中国文化还在生生不息，不断更新不断创造，蓄势重新崛起。这其中的道理有很多，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在于它的传播特点和规律。前人没有专门从传播的视角对此做过系统性的解释，这正是我们这些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中国人应当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