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是本学科的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的学史研究，这离不开中国的新闻实践。中国新闻实践的伟大意义，突出体现在它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现代化治理进程的深度契合，并贯穿于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革与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新闻学研究的“实践转向”成为构建本学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行路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域下的新闻史研究，则是构建本学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和入口。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看来，不存在脱离社会历史的新闻活动，也不存在抽象的普遍性。新闻实践史旨在从新闻传播活动的物质性、过程性和能动性出发，对新闻传播构建新闻世界的主体实践路径、环节、过程等进行考察，深入解释新闻传播的各种实践如何塑造某种群体对新闻世界的认识，如何在社会各种要素的互动中构建新闻传播行业和从业群体本身。与此前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不同，新闻实践史不止于提供一种新的解释世界的方式，更是为了“改造世界”。据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阐释新闻学研究中实践的几个层面，以及新闻实践史研究的重要突破点与深远意义，以此推进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一、新闻学研究中的“实践”内涵 新闻业自诞生起就是一门重视“实践”的工作，新闻学研究也重视“实践”，实践是新闻学科诞生和发展的基石。新闻行业在不断的实践中锤炼出学科的核心和基石，塑造了学科的理论体系，构建了学科的知识结构。传统新闻学理论源于工业文明时代的新闻实践，其知识体系围绕报纸的新闻生产，形成了一系列基础核心概念[1]。诸如“新闻”“新闻真实”“新闻客观性”等，并非新闻业诞生之初就存在，而是伴随着20世纪20年代的新闻实践逐步形成。在文字印刷为主导的媒体逻辑下，“文本-业务”的学科实践观得以确立，以此为支撑，新闻学理论体系日趋完善，如今新闻学的大部分理论观念，均源于这一实践观。 (一)“文本-业务”实践观 近代新闻业的出现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印刷机、电报的出现为新闻业的快速发展和大众传播奠定物质基础，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职业群体出现。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殖民扩张打开了世界市场，并为商业报刊的发展提供经济基础。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政党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又为西方报业的大众化进程奠定读者基础。报纸及其刊载的新闻作为商品的前提就是能够被批量复制和大规模生产。与工业产品生产中的“流水线”类似，制定一个符合多元利益、批量化生产的产品标准，是西方工业文明时期新闻学概念建构的物质基础。新闻诞生的历史与社会条件也使新闻生产成为一种具备可预测、可描述特征的工业化过程[2]。这时的实践是工业文明背景下围绕印刷报业展开的新闻活动，新闻学研究也以文字文本为核心、新闻采写编评为主线而展开，“文本-业务”实践观开始出现。 在这种实践观的指导下，新闻学重视新闻文本类型的分析，以及各类型的标准制定和解释，关注版面安排、编辑方略等与文本直接相关的领域。新闻史研究重视文本内容和立场的分析，进而深入不同类型的媒体演变、新闻机构运行、报人生平、报业观念等研究。这种以文本-业务为中心的实践观不断发展，开启了以“一人、一报、一事件”为基础的新闻史研究传统，即重视梳理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新闻记者和革命报人；重视对影响力较大的报纸、刊期号保存较为完整的报纸以及新发现的报纸史料进行文本分析；对重要新闻事件的全方位梳理，如报案、舆论事件、新闻改革等。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开始，这一实践取向奠定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基础[3]。由三者构成的研究线索编制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基本认知框架，“性质”成为知识分类的重要精神性标准，为后人清晰呈现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面貌，为新闻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促进学术研究多元化，新闻史研究范式也开始突破编年史、革命史的传统，创新出本体史、现代化史等研究范式。这些范式不断深入探寻并展示新闻业发展过程中的深度和广度，如革命史范式展现了新闻文本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本体史和现代化史深入媒体内部的结构生态和精神认知层面，从不同视角描绘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而整个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史研究几乎同频，在继承工业文明以来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拓展深化，对新闻价值、新闻真实、新闻客观等理论概念不断深入分析，业务领域的研究也基本围绕不同新闻文本的采写编评、新闻机构经营管理、新闻法律法规等重点领域进行拓展。总体上看，“文本-业务”实践观下新闻学研究框架稳定，问题深化，个别问题已经寻求突破。 (二)“文化-社会”实践观 当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大规模兴起后，广义新闻范围被大规模扩展，在声音图像等新技术对局部世界或微观世界的清晰还原下，文本-业务实践观下的新闻学研究无法与更为广泛的新闻实践产生联系，进而陷入“内卷化”[4]，新闻史研究需要从“文本”扩展到与新闻相关的社会活动中。一时间，革命史范式、编年史范式等都受到不同程度质疑，社会史范式被引入[5]，“文化-社会”实践观由此出现。这一转变是从对“新闻”的多元认识开始的。无论是徐宝璜的“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6]，将新闻归结为“事实”的“本源态”，还是陆定一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7]，都是将新闻视为“报道”的“传播态”，没有将新闻的定义与广泛的社会活动产生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