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驱动高职劳动教育变革的内在逻辑、风险审视与实践路径

　　以数字化知识与信息作为生产资料，运用数字媒介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对数字内容与产品进行生产、加工和传播的数字劳动正在成为未来劳动发展的主流趋势。劳动教育作为培养学生适应未来劳动市场需求的基石，亟需融入数字技术，实现与智能时代的对接。有研究指出“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要让学生们在数字劳动教育中掌握基本数字技术的劳动技能，培养数字思维，培育数字劳动伦理等”[1]。高职劳动教育作为培养学生职业素养、劳动能力与劳动价值观的核心载体，必须积极适应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提升学生动手实践能力、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2]。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催生劳动新形态，传统模式下的劳动教育由于受到场地、设施等限制在实践上存有一定局限，而高职劳动教育能利用AI、VR、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借助VR仿真教室、智能交互平台及ChatGPT等工具，实现技术的感知化演绎、场景的具象化呈现与劳动实践的沉浸式开展，可打破传统劳动教育的限制。然而，数字技术驱动的高职劳动教育变革尚未形成清晰的理论框架，各种风险也层出不穷。因此，本研究以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简称“TAM”)为理论依据，剖析数字技术驱动高职劳动教育变革的内在逻辑，审视其潜在风险，并提出实践路径，以期为其变革提供启发。

　　一、数字技术驱动高职劳动教育变革的内在逻辑

　　数字技术驱动高职劳动教育变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劳动教育对技术环境变化的行为适应。技术接受理论模型“旨在解释和预测用户对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3]。本研究以技术接受模型为理论依据，以技术嵌入过程中高职院校教师与学生对数字技术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的判断为出发点，剖析其对技术的使用态度、意向，进而形成对新型劳动形态的内在认知驱动力，最终在劳动教育实践中实现与新型劳动形态相契合的人才适配结果，以此构成从数字技术赋能到劳动形态转变再到劳动教育重塑的内在变革逻辑(见图1)。

　　

　　图1 数字技术驱动高职劳动教育内在变革逻辑图

　　(一)以数字技术赋能推动数字工具与劳动场景的深度融合

　　数字技术对高职劳动教育的赋能效应，本质上是技术工具与劳动教育场景的深度耦合过程。对于高职劳动教育来说，“数字技术是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高阶发展和互联网迭代更新的产物，形成了以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为内核的‘技术群’”[4]。高职院校可利用数字技术独特的优势与劳动教育场景交互融合，以此来充分释放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构建“数字孪生劳动场域”，创建新型劳动协作模式。这种新型劳动协作模式为优化高职劳动教育资源配置提供技术支持，以虚拟仿真技术实现劳动场景的高度还原，使学生亲临其境地参与仿真劳动实践。教师“在数字劳动的应用场景中再现劳动教育的‘学思践悟’等教学环节”[5]，使学生深刻理解劳动过程与技术赋能之间协作关系，形成新时代劳动价值认同。对于高职院校师生而言，技术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直接影响教与学的成效。技术感知易用性在于数字技术介入劳动教育，学生可以在仿真劳动实践过程中实现所见即所得的技术交互体验，从而降低学习负担。技术感知有用性则使教师精准掌握学生在劳动实践过程中的成长曲线，教师基于此动态调整教学方式，实现因材施教，从而更好地指导学生在虚拟仿真劳动中实现做中学、学中悟，达成知行合一的育人效果。

　　(二)以劳动形态转变引领劳动实践向智能协作范式迁移

　　数字技术引发的劳动形态变革，其本质是人类劳动从体力主导向智能协作的范式迁移。人工智能等科技不断发展，人类的劳动形态将从“具象劳动向数字劳动、智慧劳动转变”[6]。“劳动工具呈现数字化、智能化趋势，传统的工作模式和岗位被灵活的工作安排和个性化的劳动形态所取代”[7]，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被技术性重构，逐步演化为具有感知与回应的智能机器。劳动者的认知与价值取向也将转变。从技术接受理论模型(TAM)来看，劳动者对技术的“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构成劳动形态转变态度与行为意向的底层逻辑。“作为核心驱动力的智能技术，不仅重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形态，更由此引发劳动生产关系的系统性变革”[8]。我们可以理解为，倘若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走向智能化，那么劳动者需学习与掌握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从而学会与智能机器协同工作，方可完成相应的劳动任务，胜任新的岗位要求。诚如有研究指出的那样：“劳动者与人工智能协作，能够完成更加复杂且富有创造性的任务”[9]。因此，劳动形态从体力主导到智能协作的范式迁移，就是从劳动者对数字技术嵌入的认同以及对劳动形态认知转型到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智能化升级的适应，最终实现劳动效率与劳动创造力双重提升的过程。技术是认知耦合与行为协同的智能伙伴，劳动者从技术中感受到的易用性与有用性，潜移默化地重塑其认知图式，并将其转化为更强的行为动力。数字技术正是通过易用到有用再到愿用的认知传导链条，推动劳动者从技术被动接受者向智能协作主导跃迁，最终实现人技共生的劳动新形态。

　　(三)以劳动教育重塑实现目标、内容与方式的系统性革新

　　数字技术驱动下的劳动形态变革，倒逼高职劳动教育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数字劳动教育的本质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劳动育人、技术强人为目标的劳动教育新样态”[10]，旨在培养具备数字素养、技术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复合型技术技能的数字劳动者。“而数字劳动者必须通过数字劳动教育彻底转变传统的劳动观念，确立自我革新、持续提升的劳动理念”[11]。高职院校要与数字时代同频共振，“将数字空间作为实施劳动教育的载体，将数字劳动融入劳动教育的教学与工作空间”[12]，以“人才适配(行为结果)”为逻辑终点，以系统性革新方式将数字劳动教育融入目标、内容与方式的全链条，培养具备数字劳动观念、能力、习惯、品质与精神的人才。在目标定位上，应体现数字时代对劳动者能力结构的全新要求，即以劳动教育课程的劳动观念、劳动能力、劳动习惯与品质、劳动精神四个目标要素为旨向，设计包括数字劳动观念、数字劳动能力、数字劳动习惯、数字劳动品质与精神，培养既具备扎实专业技能，又具备良好劳动素养与数据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内容设计上，技术的迭代使数字劳动成为未来劳动形态发展的主要方向，“只有掌握数字技能的劳动者才能抓住新时代的发展机遇，适应工作性质的变革和劳动方式的转变”[13]。因此，高职劳动教育内容必须体现出传统劳动教育内容与数字劳动教育内容深度融合的特征，使学生在虚实交融的劳动体验中掌握适应智能时代的核心技能，加深对劳动的理解与认识；劳动教育方式需突出对前沿技术的运用，依托虚实交互的劳动教育实践平台，使学生在模拟或真实劳动环境中增强其技术感知与运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