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对高职院校竞争优势的探讨，始于对其所处竞争场域根本性变迁的深刻洞察。这一竞争场域的变迁并非孤立的教育现象，而是国家战略、产业升级与政策逻辑协同演进的必然结果。在国家战略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宏大叙事下，高职教育的价值定位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从“示范校”与“骨干校”建设计划到当前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以下简称“双高计划”)，其核心逻辑已产生了从示范校“规模扩张、质量提升”到优质校“提升内涵、完善体系、多主体参与”，再到“双高计划”“示范引领、战略支撑”的深刻转向[1]。这一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对高职教育的战略期待发生了重大转变。 2024年，首轮“双高计划”正式收官，第二轮“双高计划”(以下简称“新双高”)也于2025年初正式启动，在新的阶段，高职院校的竞争优势更加关乎其发展质量。然而，当前针对高职院校竞争优势的学术研究存在不足。已有研究大多聚焦高职院校所拥有的各类要素，停留在对院校内部资源等静态要素的分析上，如有学者提出，“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是高职院校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蕴含于学校内质之中且难以被其他学校模仿的，支撑学校在未来竞争中稳操主动权的一种独特的竞争优势[2]；竞争优势的评价指标包括专业及课程竞争力、教学质量竞争力、师资竞争力和资源竞争力[3]。这些研究将高职院校竞争优势定位为教学资源、实训基地、社会声誉和校园文化等静态要素，陷入了“资源持有即优势”的认知窠臼。其虽然能够解释一所学校拥有的核心竞争力——组织内部经过整合协调的、独特的技能与技术集合[4]，却无法有效解释高职院校竞争优势的动态变化趋势——在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且不断“进化”的能力。 在以贡献为核心导向的全新竞争逻辑当中，过往静态分析范式所存在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已有研究显示，我国的高校结构布局呈现出一种明显的金字塔结构，即底层的低层次高校规模庞大且主要承担着大众化的人才培养职责，而处于塔尖的高层次院校虽然数量稀少，却肩负着精英教育的使命。[5]这种态势在高职院校中同样存在，在各类项目的直接牵引下，高职院校群体已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马太效应，甚至这种差序格局进一步固化了学校所处的层级结构[6]。在这一稳固的结构内部，高职院校的竞争呈现出两个维度的特征：其一，同一圈层内的横向竞争，院校需与同类学校或应用型本科院校共同争夺优质生源、大型企业合作项目及政府配置的战略性资源；其二，金字塔内部的纵向博弈，各校均试图实现向上流动，以掌控更多资源与合法性。受此种结构性分层的影响，院校的竞争行为日趋复杂，其最终能否成功，既受自身实力的制约，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院校在等级体系当中的初始位置及其向上跃迁的能力。在此类金字塔构型下，单纯评估院校既有的资源存量，已无法充分解释为何一些资源雄厚的学校仍会遭遇发展瓶颈，也难以揭示后发院校实现“圈层”跨越的逻辑路径。在办学实践中，部分院校往往会陷入“政策依赖”的境地，出现所谓的“千校一面”现象，表现为办学特色不鲜明，专业建设存在大量雷同和趋同化倾向[6]。此外，部分院校为争取“双高计划”等重点建设项目的政策扶持，甚至背离市场规律，盲目向上索取资源，进而忽视了自身办学根基与区域教育结构的匹配性。[7]这一现象深刻反映出“手握资源却未必能在竞争中胜出”的现实窘境。由此可见，从“办学实力”向“竞争优势”转换的路径当中隐匿着一个“黑箱”：单纯复制顶尖学校的资源清单，例如购置相似的实训设备或聘请同等资历的师资，并不能确保追随者获得同等成就。究其根源，优势的真正来源并非资源本身，而是院校对资源进行动态性整合与重构，并将其有效部署到外部环境以创造价值的过程。 综上，传统的、立足内部要素审视的分析视角已难以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有效解释高水平高职院校在新竞争环境下的生存与发展逻辑。为推进“新双高”建设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亟须构建一个能够揭示竞争优势如何在动态、分层的开放系统中生成与维持的整合性理论框架。该框架须超越静态的资源审计，转向对过程与机制的探究，从而打开从“资源拥有”到“竞争胜出”之间的“黑箱”，为理解和指导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发展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工具。 二、内外双循环：高水平高职院校竞争优势的逻辑重塑 在“示范校”与“骨干校”建设时期，政策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国家财政的重点投入，帮助一批院校快速积累办学资源、完善内部治理，其本质体现为一种“能力建设”导向的内部资源积累逻辑。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全球产业链重构带来的挑战，国家所需要的已不仅是“有能力”的院校，更是能够将能力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行动者。因此，“双高计划”实施标志着高职教育进入提质增效阶段，体现出高职教育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转变[8]。其评价体系清晰地表明，遴选的核心聚焦院校对产业升级、区域发展乃至国家战略的实际贡献度。具体而言，绩效评价指标明确考核学校承担改革发展任务和发挥引领作用的成果成效，涵盖支撑国家战略、服务区域发展的贡献度，社会服务尤其是技术服务的成效，社会影响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的机制创新，学生成长成才，以及项目管理制度与机制建设等方面[9]。这一政策导向要求高水平高职院校必须走出校园围墙，从聚焦内部资源建设的“内循环”模式，转为在社会服务与国家贡献中证明自身价值的“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内外双循环”最初用于描述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战略，即在强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10]。已有诸多学者将其引入职业教育研究领域。例如，有研究者指出，在“双循环”视角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能够通过发展内需疏通国内经济循环堵点、以人才队伍建设培育国内循环动能、以协调集聚效应畅通国内循环，同时提升外循环质量并扩大其辐射范围[11]。亦有研究者将该概念应用于行业特色高校，认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行业特色高校的人才培养应紧扣行业产业发展需求，致力于实现行业技术创新与关键技术突破；在专业设置上需凸显跨学科性与可持续性，并强调面向国际的开放性与前沿性[12]。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一方面为国内大循环提供匹配型、补位型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培育具有国际视野与实践能力的人才，拓展国际循环的合作空间，融入全球产业链体系，破解国内外循环衔接瓶颈[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