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从形式贯通到跨界协同的范式转型 伴随着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我国正推动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朝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1]。教育部于2025年4月启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下简称“集群培养计划”)，聚焦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装备等六大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旨在通过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与行业组织“三组长”机制建设与关键要素的联动改革[2]，实现高技能人才的大规模、集群化培养。该计划不仅是对国家战略需求的直接回应，更标志着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进入体系化攻坚、精准化供给的新阶段。它要求打破传统分段、割裂的培养模式，实现从目标到过程的全链条重组与深度融合。在此背景下，推动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职业本科教育(以下简称“中高本”)实现贯通培养，已超越教育体系内部优化的范畴，成为保障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有效落地、夯实产业人才根基的核心路径与紧迫任务。 从国家政策演进看，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的顶层设计日趋完善。从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对“完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的宏观部署[3]，到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推进职业教育纵向贯通方面对“一体化设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精准施策[4]，再到2022年5月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对中等职业学校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有关专业实行与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的贯通招生和培养的法治保障[5]，职业教育贯通培养已成为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的关键词。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加强优质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衔接培养”等推进中高本一体化发展的系列举措[6]，彰显了职业教育贯通培养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使命。实践中，中高职贯通“3+2”或“3+3”、高本贯通“3+2”乃至中本贯通“3+4”等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在打破学制壁垒、拓展学生成长通道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集群培养计划对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提出了更高标准。其要求人才培养目标需精准对接产业集群的全链条能力谱系；课程内容需快速响应产业前沿技术标准与工艺迭代；培养过程需实现产教资源的深度聚合与协同治理。反观当前，许多职业教育贯通培养项目仍停留在学制衔接的形式贯通层面，与集群培养所要求的系统性、协同性及适配性存在显著差距，具体表现为四个维度的“脱节”： 其一，培养目标与产业层级化能力需求脱节。诸多贯通培养方案未能基于职业能力进阶规律进行系统性、阶梯式设计，导致培养目标模糊、学段定位趋同或错位，未形成层次性、科学性的培养体系[7]，导致人才产出与产业集群高端岗位要求的全链条核心能力存在沟壑，难以满足人才梯队的结构需求。其二，课程教学与集群化的完整工作过程脱节。课程体系未摆脱学科逻辑束缚，未能以产业集群内典型工作任务为主线进行内容转化与序化，不同学段课程内容缺乏有效区分与衔接[8]；教学模式与学习情境、产业集群真实生产及技术应用情境存在落差，导致学生难以建构系统性的工作过程知识与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其三，评价导向与综合职业能力发展脱节。评价方式仍侧重对碎片化知识记忆和孤立操作技能的考核，缺乏对学生在完成模拟或真实集群产业项目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综合职业行动能力进行科学、过程性评价的有效机制。同时，评价体系缺乏贯穿各学段、呼应能力进阶的连贯性设计，难以有效牵引学生实现分阶段、分层级的能力积累[9]。其四，协同治理与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的保障要求脱节。政行企校等参与主体之间缺乏稳定、深入、权责利清晰的协同治理机制与实体化运作平台，资源整合乏力，关系协调难度和机会成本高[10]。这种松散的低效协同，与产业集群发展所要求的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深度融合的治理形态存在差距，导致人才培养体系难以充分吸纳产业前沿技术要求并作出及时响应。 当前许多实践尚未实现从侧重于学制衔接的“形式贯通”范式，向以深度适配产业集群复杂需求、支撑高技能人才系统性供给为特征的“跨界协同”范式的根本性转变。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核心问题：为服务国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目标，职业教育贯通培养应如何实现体系化升级?具体而言：面向先进制造业等重点产业集群的立体化能力需求，职业教育贯通培养应确立何种价值锚点?其升级实施需遵循怎样的生成逻辑?又应通过何种实践进路，构建起能够有效支撑高技能人才规模化、梯队化培养的一体化体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以期为通过职业教育贯通培养夯实集群培养计划的根基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指引。 二、价值内涵：集群培养计划下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的新要求 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关键一环。集群培养计划的实施，为其赋予了新的价值与内涵：其不仅关系教育体系内部的能力贯通，更是服务国家产业集群发展、实现高技能人才系统性供给的重要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