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产教融合的机制与策略分析

　　根据全球公认的定义，超大城市是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目前我国共有10座①。超大城市作为经济、文化和科技的枢纽，其庞大的人口规模、高度发达的产业体系和丰富的资源集聚，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其发展对于国家乃至全球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对于超大城市而言，产业、城市与教育的协同发展，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推进和深化产教融合有利于发挥其产业的优势，建立与市场需求相配套的创新生态系统，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紧密结合，从而深度整合城市内各种产教要素和产教资源，促进科技、信息与人才等重要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进一步推动城市的发展。在政策层面，政府高度重视产教融合，从2019年起就开展了国家层面的产教融合型城市试点建设，在上海、广州、天津、深圳等超大城市也陆续出台了相关的具体建设方案。

　　本文尝试对超大城市的产教融合进行分析，首先阐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城市、产业与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之后提炼出超大城市与普通城市相比在产业、教育方面存在的特殊之处，然后梳理并分析技能生态系统相关理论，分析超大城市产教融合逻辑方面的不足之处，再深入阐释超大城市产教融合的互动机制，最后，形成适合分析超大城市产教融合的综合技能生态系统理论，提出相关延伸的思考和建议。

　　一、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城市产教融合的一般逻辑

　　超大城市的发展需要城市—产业—教育的相互支撑，需要产城融合、产教融合，若要分析超大城市的产教融合，应先理解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层面的产教融合。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对此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从这一视角出发，城市产教融合的关键在于产业、城市与教育之间的相互作用，且三者之间存在两种关键的影响逻辑。

　　第一种关键的影响逻辑是城市的特征和禀赋对产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自身的禀赋，(如地理区位、人口结构及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等)对产业选址的影响。在这一逻辑下，产业是流动的，会根据城市禀赋选择地点，而劳动力及其拥有的知识技能是城市禀赋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因素共同决定城市对产业的吸引力，从而影响产业的流动和选址。

　　第二种关键的影响逻辑是产业的发展对城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产业选择在特定城市扎根之后，产业持续创造财富，而城市本身则从中获得发展。在此逻辑下，产业的选址已经确定，而劳动力的知识与技能则是更加主动的要素，劳动力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力所拥有的知识与技能则是其前提条件之一，因而也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劳动力的知识技能水平越高，则劳动生产率越高，并由此带来产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兴旺发达。

　　两种逻辑分别发挥作用，形成了产业—城市与教育之间相互影响的循环，它包括动态和静态两种情况。在动态的情况下，产业在不同城市间流动，并根据城市自身的禀赋决定投资的地点，而城市的教育水平与质量是构成城市禀赋的关键要素，影响着企业的流动；在静态的情况下，当产业的选址确定后，产业的发展情况则会反过来影响城市的兴衰，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教育通过影响劳动力的水平与结构对产业生产率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产业的发展又反过来通过税收等途径影响城市的财政水平，从而反过来影响教育与培训的质量[1](见图1)。

　　

　　图1 一般意义上的城市产业—劳动力—教育关系

　　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分析揭示了城市、产业与教育之间在动态和静态两种情况下的互动关系。但是，这一互动关系将城市的产业、劳动力和教育等都作为没有内在差异性的分析单元，没有考虑城市内的产业、劳动力与教育本身的丰富性，这对于一般城市而言问题不大，但由于超大城市内在的复杂性，这一互动关系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逻辑。笔者将尝试阐述超大城市在产业及人口等方面的特殊之处。

　　二、超大城市的特殊之处

　　超大城市的定义就是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但其特殊之处不仅在于人口的高度聚集，也在于其内部产业的丰富性，在这两方面都有值得进一步挖掘的要素特点。

　　(一)人口高度聚集且外来人口比例高

　　超大城市不仅人口高度聚集，且往往外来人口的比例也很高，在一定程度上，超大城市之所以形成，就是因为外来人口的持续进入。

　　据各超大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中国的超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常住人口均超过2100万，外来人口比例为40％左右[2-6]。深圳和东莞的常住人口虽在超大城市中相对较少，但外来人口比例却高达65.90％和70.63％(见表1)。此外，国外的超大城市也呈现出较高的外来人口比例。例如，纽约2021年全市830万总人口中，63.3％为在美国出生公民，36.7％为移民[7]。伦敦2021年常住人口为880万，其中非英国出生人口数约为358万，占比约41％[8]。巴黎大区2023年共有居民1230万，其中180万为国际居民，占总人口数的1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