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占领期间实施的民主化改革为日本确立了效法美国民主制度的框架，而作为其思想保障的美国文化价值观并未能在日本国民大众中生根发芽。①对此，丸山真男早在美军占领结束前夕的1951年12月就曾断言：“战后日本‘民主主义’仅停留在国家机构的制度、法律变革层面，并未渗透进国民生活方式之中。”②动摇日美同盟根基的“安保斗争”正源于此，并最终让美国深刻认识到其对日支配体制的巨大脆弱性，成为美国在“平等伙伴关系”的旗帜下全面强化对日支配的“革命”性事件。③此后，日本开始被全面制度性内嵌于美国全球战略之中，在分享美国霸权红利并享受“准帝国地位”④的同时，从单纯的被支配对象日渐转型成参与美国对日霸权实践的共犯。尤其是在占领改革时期被忽视的思想文化领域，日本开始被制度性嵌入美国形塑日本实践的日美文化对话机制之中。1961年“池田—肯尼迪会谈”后创立的“日美文化教育交流会议”(简称“日美文化会议”)⑤是该机制的核心机构。历时逾60年发展，该机制与日美安全合作、日美经济协调并肩成为支撑日美同盟的三大支柱，前者更是被两国领导人视为21世纪同盟关系的“基础”。⑥ 日美文化会议是“东方学”传统延续及制度化的产物。萨义德(Edward W.Said)指出，“东方学家与东方人”之间本质上是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战后美国的“区域研究专家”是“东方学家的新名称”。⑦日美文化会议的创设者正是以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为首的战后美国日本问题专家群体，其以“平等伙伴关系”的政治话语让日本“自愿”加入美国的对日意识形态形塑，标志着“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⑧建立与美国对日政治强权相匹配的文化霸权是该机构的根本目的。即，美国意在利用并联合日本保守势力的基础上，携手“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有着强烈批判意识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同时培育替美国行使“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之“代理人”的有机知识分子。⑨尤其是日本作为战后美国“东方”想象与实践的主要对象⑩，使得该机制具有超越日美关系并在整个东方世界实现文化霸权神话的制度模板意义。正如赖肖尔指出的，日美关系“超越了文化、人种的巨大差异”，“能成为未来世界的典范”。(11)本文在既有研究(12)基础上，拟通过对以日美文化会议为核心的日美双边档案资料的解读，(13)考察日美文化对话机制的制度实践演进，揭示战后美国通过政治机制与话语作用的紧密交织来构建对日文化霸权的历史进程。 一、超越单边“想象”与日美文化对话的制度起源 “佩里叩关”开启的近代日美文化接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交流，而是在日美单边想象基础上并不相交的单向文化流动。开启近代日美文化交流的美国先驱的意识深处夹杂着宗教使命与文化优越意识，简言之，美国人眼中的日本“通商制度、法律制度都远不及西洋”，日本人是“尚未进化的小个子劣等民族”。(14)而日本，则视美国为积极效法的对象。1873年，岩仓使团首领岩仓具视在美国众议院演讲时称，“我们为寻求启蒙而来，很开心地发现它就在这里”。(15)但是，以明治、大正时代的终结为转折点，日美国家实力的日益接近不断扭转着双方的相互想象。美国人开始视日本为对欧美文明优越地位的“挑战”，“坚守作为文明开化的白人基督徒的特权式自我身份认同”意识日渐强烈；(16)而国力日益强盛的日本人则开始从对西方文明的狂热追求转向对“冠绝世界的日本国体”的颂扬(17)。由此，日美文化隔阂反而随着双边接触的日益密切而加深，也不断加剧两国间的误解与恐惧：美国归咎于日本人难以教化且日渐威胁着美国的优越地位，日本则充满了对美国人种歧视的恐惧与敌视。最终，双方都将对方视为最大的威胁，从最初的俯视与仰视的契合关系转向敌视与仇视的对抗关系。双方文化误解及其带来的恐惧意识过剩也成为引发太平洋战争的重要原因。(18) 二战结束后，美国以民主国家典范自居，开启单向对日文化灌输的鼎盛时代。无论是心理战还是“富布莱特计划”(19)，无一例外都是美国沿承近代宗教使命与文化优越意识的单边想象出发推动的单向对日文化灌输。正如梅森直之指出的，“美军的占领统治，是将日裔美国人遣送至美国西部沙漠地带隔离设施，并在此处对其强制进行民主主义教育的强制收容的延续”。(20)近代单边想象在战后的延续带来极不对称的畸形日美文化关系，加速了日本反美文化民族主义的升温与激化。细谷千博评价20世纪50年代的日美文化关系称，“美国文化的影响力是压倒性的，是战前从未有过的。原本日本文化通过交流也能波及美国国内，但该时期美国主要是怀着异国风情猎奇的心态接纳日本文化的，双方交流呈现单向流动的形态”。(21)“安保斗争”正是这种畸形日美文化关系导致的日本反美民族主义集中爆发的体现。(22)其中，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文化认知的不充分性是其思想根源。作为战后初期主导美国对日认知的知识领袖，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与赖肖尔虽在观念上有异，但都强调尊重日本文化的主体性，反对类似占领制度改革那样的直接权力干预。此举看似是对近代欧美文化优越论的批判，但实则“极大阻碍了战后日本独特的国民身份认同的构筑”。(23)即，占领改革仅限于制度变革，缺失对日本人思想启蒙的意识变革。试图填补这一缺陷的，是以反战大正教养主义派、马克思主义派、战后启蒙派为核心的进步色彩浓郁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群体。(24)他们虽然内部观念差异巨大，但在强调日本文化的主体性意识上是共通的，且反对激进的美国化改造。这些左翼知识分子虽然最终在美国“逆转道路”的直接干预下遇挫，但在占领时期积极推动日本民众的思想启蒙，并成长为强力制约日本保守势力及其对美“一边倒”政策的新舆论领袖。这正是动摇日美同盟根基的“安保斗争”的思想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