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Chinoiserie：The Vision of Cathay)一书中，昂纳(Hugh Honour)勾勒了从17世纪初东印度公司贸易到19世纪末后印象派绘画的漫长历史中，中国风在英国文化物质消费、文学和艺术中留下的深刻烙印。19世纪之后，英国人逐渐增强的种族优越意识、两次鸦片战争和1860年代开始在英国和法国刮起的日本风，使中国风在英国由盛转衰。同时，他又敏锐地指出，19世纪末安德森(William Anderson)收集的中国古代绘画在大英博物馆的收藏、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对中国早期佛教雕刻艺术的研究、中国北方铁路修建过程中发掘的唐代及之前朝代的大型墓葬古文物、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思想典籍的译介等因素共同促成了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探寻热潮。“新近出土的文物对欧洲次要艺术影响很大，古雅简洁的汉、唐、宋陶瓷为设计师提供了大量新颖的图案”(昂纳 279)。波特(David Porter)在《表意符码：早期现代欧洲的中国密码》(Ideographia：The Chinese Ciph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中从全球知识迁徙的角度系统分析了自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到19世纪两次鸦片战争的长历史进程中，欧洲对中国的知识建构及中国对欧洲现代观念、价值和自我认知的塑造作用，却根本忽略了19世纪后半叶中国风从消费文化向文物鉴藏和文明反思的巨幅转向。因此，他不无偏见地认为：“这种新的审美痴迷、这种对中国风的追捧取代了更早时期对中国语言系统的兴趣，直接地与这一时期新出现的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实际空心认识吻合。”(转引自Lim 196)伊丽莎白·张(Elizabeth Hope Chang)的《不列颠的中国眼睛：19世纪英国的文学、帝国和美学》(Britain's Chinese Eye：Literature，Empire，and Aesthe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率先从博物馆研究的角度聚焦19世纪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城市空间中出现的中国人物展览柜和鸦片烟馆，指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这类博物馆收藏和展览典型的微缩模拟空间特征。博物馆空间发挥了人种学展览剧场效果，向公众灌输帝国“文明使命”意识。“与维多利亚早期对帝国文明化可能的强调一致，这些展览试图按照大英帝国疆土拓展的进程清晰、有逻辑地对来自全球的物和人进行整理归类。当然用异域带来的兴奋娱乐观众也是目的”(Chang 115)。她的这种研究无疑受西方人种学特别是福柯后结构权力论的影响，破解的是17世纪以来英国对中国园林、瓷器、鸦片馆、照片等所呈现的中国人和物的跨文化凝视。“张展示了英国人的视觉观中中国的中心地位、与西方视觉不可分的对东方可视性的体验，以及各种可视性形式包括的景象”(Fang 752)。西方理论话语妨碍了她对超越帝国殖民权力知识话语中的博物馆人种学之上的中国古文物鉴藏话语这一例外状况的认知。阿罗史密斯(Rupert Richard Arrowsmith)的《现代主义与博物馆：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艺术与伦敦先锋派》(Modernism and the Museum：Asian，African，and Pacific Art and the London Avant-Garde)从全球史视角聚焦20世纪初以大英博物馆为核心的博物馆群空间中庞德(Ezra Pound)和爱泼斯坦(Jacob Epstein)周围汇聚的英美现代主义诗人、艺术家群体及其牵引的全球文物、文学和艺术的跨文明交流传播状况。通过这个西方最重要的全球审美交流枢纽，爱泼斯坦挣脱了古希腊-罗马传统的禁锢，积极汲取印度、亚述和非洲雕塑艺术的菁华，冲决了文明间既有的森严美学秩序；庞德舍弃早期青睐的欧洲中世纪诗歌传统，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中孜孜不倦地汲取日本诗歌、中国意象、朝鲜审美的精粹(Arrowsmith xiv)。 上述文献均从全球史视角研究中国文化物质在中西两极间迁徙流动所形成的中国风，但却完全忽略了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作为知识话语的中国风的重大转向，即英国的中国文物鉴藏话语之勃兴。我们提炼出以北京和伦敦为对应两极、以大英博物馆为核心且延伸到全球其他各种博物馆鉴藏空间的中国文物全球销售和鉴藏网络模态，借以深度分析英国的中国文物鉴藏话语。该理论模型涵盖英国的中国文物鉴藏话语的六个维度：1.面向伦敦、巴黎、纽约等城市的博物馆鉴藏空间和收藏家，以伦敦邦德街和北京琉璃厂为两极的中英古玩商行牵引的全球销售网络；2.以大英博物馆、柏灵顿美术俱乐部、东方陶瓷学会为代表的博物馆、文物鉴藏学会及知名私人收藏家构成的全球鉴藏网络；3.以大英博物馆东方写本和画本分部为核心的各类博物馆空间构成的全球博物馆收藏空间网络；4.以1862年南肯辛顿博物馆举办的“工业艺术和制造品国际展览”上的中国厅至1935-1936年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为代表的各类中国文物展览网络；5.英国乃至欧洲的中国文物鉴藏家、中国古典艺术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体系；6.渗透上述五个维度，发挥现代学科知识供给侧效能，以汉学、考古学、博物馆人种学等为主的现代学科支撑体系。中国文物全球销售、博物馆收藏、展览呈现的是中国文物和知识受艺术品味和审美参照标准影响的迁徙、流动、保存、接受状况及过程，属于跨文明的文化物质迁徙实践范畴；鉴藏、研究成果体系和现代学科支撑体系侧重鉴藏研究及对文物涉及的中国古典文明的阐释，属于跨文明迁徙之后的知识生产和加工范畴。 该理论模型涵摄总体意义上全球体系中中西跨文明互动的完整的三个环节——文物和知识迁徙、文物的博物馆化和知识的在地重构、对文明精粹文物在最高层级的鉴藏美学阐释和创造性转化。对应的知识话语分为三个叠加层级：1.中国文物和知识沿东西方横轴横向迁徙并成功抵达跨文明传播目的地这一过程构成第一层级(也是初始层级)，发挥跨文明初级转换和阐释作用的主要知识话语实践，包括汉学、翻译、考古学、博物馆人种学等；2.在第一层级基础上，以文物鉴藏话语、艺术美学话语、文学诗学话语、思想宗教话语为表征的积极、动态的选择过程，促成中国古典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知识话语的并置和对接(即文明互鉴)；3.在第二层级基础上，中国古典文明知识话语与英国现代主义的深度转化和融合(即文明借鉴)。三级叠加后的知识话语实践突破了语言、文化、思想乃至文明限制，走向全球视域中的东西方文明审视、批判和创新重建，以审美、品味、诗学、思想观念乃至价值创新为主旋律。以上述理论分析模型为参照，我们聚焦中英跨文明知识生产第二层级中的中国文物鉴藏话语的三个方面：1.全球体系中的中国文物销售和鉴藏网络；2.以大英博物馆、柏灵顿美术俱乐部和东方陶瓷学会为代表的中国文物鉴藏机构；3.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鉴藏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