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作品带有中国早期诸子思想的浓重气息，其历史哲学对人类文明及人类文明中心的判断虽然不断发生动态变化，但对诸子思想(尤其是儒家、道家、墨家)的理解、欣赏和实践却始终未曾动摇。儒家、道家思想在汤因比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①，而墨子同儒家分离后所提出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观点，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自成一派的墨家思想体系，深深吸引了晚年的汤因比。 墨子是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其思想主要从对社会混乱现实的观察而来，却又不可避免地陷入脱离现实的乌托邦，这一点与汤因比探索人类文明发展未来的实践和理想极为相似。汤因比一生受儒家思想影响极重，其“仁爱”情怀即直接来源于对人类社会战争和混乱状态的“见”与“闻”(刘宝 2020a：11)，他在去世之前最后一本著作里坦言“在本书写作之际……这场将世界统合于一的运动是否有取胜之日尚难预料”(Toynbee 1976：49)，这样的评论显示出对其一生汲汲而为、意图建立“世界政府”的信心不足。从人类世界发展到今天的眼光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汤因比的救世理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只能是脱离现实的乌托邦。下文将从兼爱思想、义利主张和非攻理想三个方面探讨汤因比的墨家思想实践及其与墨家思想的理论契合。 一、兼爱思想 在汤因比看来，伟大的墨家思想因时代原因才沦为空想哲学，而未获得长久发展的机会。墨子认为，对人类同胞的爱应该是平等、没有等级差别的，只有兼爱才能达到道德上的满足，这在当时与儒家所提倡的“忠”“孝”等理念有所抵牾。而实际上，汤因比认为墨子和道家一起以拒绝权威的方式、与法家一起以拒绝传统的方式反对儒家的学说：墨子希望以理智而不是以强权取代传统，认为应当关心自己的同类，对他们负责(同上221)。到了晚年，汤因比愈发接近墨家思想，他在墨家思想超越儒家“差等之爱”而走向“兼爱”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兼爱”扩大到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物圈范围，形成了朴素的“生命共同体”意识。 汤因比的“兼爱”实践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对国家与文明的兼爱；对宗教与人类的兼爱；对生物与环境的兼爱。首先，汤因比是个胸怀天下的学者，他将所有国家与文明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给予其研究意义上的平等地位，努力使历史呈现全球化面貌。虽立足于西方，但汤因比始终对西方以外的世界保持高度关注。“从20世纪20年代，也有可能是更早的时候，他就开始认真对待中国、印度、近东以及哥伦布时期美国的历史——这种宽广的视野在他那个时代的英国极为罕见。如果非洲进入殖民时期之前的信息足够丰富，汤因比也会认真对待非洲历史”(J.McNeill 434)。而事实上，他的确出版过一本前往埃及、埃塞俄比亚和西非各地旅行的游记，涉及大量关于当地历史和政治的思考②。在汤因比晚年创作《人类与大地母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1976)之时，更直言其体会到人类视野的有限与才智的不足，故而人类行为处事的选择必然带有武断性。他借此告诫历史学家的研究应该做到兼而顾之，避免侧重某一个国家或文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Toynbee 1976：x)。到1961年，他对自己关于“停滞文明”的说法进行了反思，并对文明进行了重新补充界定：“文明的目的是实现全人类和谐共处、建立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家庭的社会状态”(W.McNeill 254)，这体现出这位以文明史观为历史哲学基础的智者对于文明平等的“兼爱”追求。 汤因比一生亲历各种战争灾祸，晚年将解决之道付诸人类爱的美德，从这一点来看，他与墨子完全相通。墨子认为天下纷争的原因就在于偏爱，如能做到兼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而不相贼”(见孙诒让 94)，和平理想就可以实现。只不过汤因比一生探索了各种方式，遭遇了各种责难，尝试了各种失败，最终才走向对于“爱”的依赖。相较而言，墨子似乎比汤因比明智许多，他从分析国家间战乱纷争的原因开始，就直接提出了“兼爱”的解决方法和理想。 其次，汤因比对人类以及宗教表现出宽容和兼爱的一面。对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问题，汤因比始终保持辩证的态度。他看到“偏激的”宗教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以及对自身声誉的败坏；指出宗教在历史上都曾不满足于和平共处，不愿意宽以待人，而一次次试图消灭对方，并由此造成惨烈的冲突和残酷的暴行，成为人类历史的耻辱。“在这一点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大源自犹太教的世界宗教一直都问题重重，但印度教乃至佛教也不见得清白无辜”(Toynbee 1958：49)。汤因比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指出所有宗教都具有消极的一面。同时，他也看到宗教存在的积极意义，尤其自20世纪50年代始，信仰的转变让他更加认识到世界范围内所有宗教——佛教、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等——自从存在以来的两千年里，已经赋予人类巨大的精神裨益。这在其战后编写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第7-10卷中可以得到印证。③在第7卷中，宗教已成为汤因比笔下文明的载体，随着文明的发展，更高级的宗教被创造出来，为一种基于爱、同情和无私的全新历史社会奠定了基础。冒着可能受到融合主义指控的危险，汤因比将基督教、大乘佛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视为同一个精神追求的四个变体。1948年4月，在哥伦比亚大学，他还曾把西方文明的前景寄托在各主要宗教之间建立的某种世界范围的合作。④虽然宗教在汤因比笔下显示出各自不同的优劣两面性，但却没有本质上的优劣之别，“特殊性”被最小化，世界范围内所有宗教应当被一视同仁，以形成合作关系来维系西方文明的未来。 至于人类对“兼爱”的要求，汤因比的作品(尤其是中期和后期作品)中包含大量相关内容。在1956年马尼拉旅行途中，汤因比指责战争暴行带来的灾难。战争暴行不是某个民族或文明所独有，在日本人给亚洲带来耻辱的时候，德国人在欧洲也犯下了同样的暴行。汤因比认为野蛮粗暴、丧失理性的战争行为是人类共同传承的原罪，“我们与之搏斗的共同任务永无休止，应该让普天之下所有人都谦卑地意识到彼此都是兄弟，大家都有着同样的情感”(Toynbee 1958：63)。《墨子·兼爱中》说：“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见孙诒让 94)。只有“兼相爱”，才能消弭战争的灾祸，只有“相爱”，才能实现墨子“兄弟和调”以及汤因比“让普天之下所有人都谦卑地意识到彼此是兄弟”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