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兴起。早期的人文地理研究肇始于欧洲社会了解非基督教世界的需要，以李希霍芬等学者为代表的地志学，曾经极大影响了近代社会的人文地理发展。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地理学(new geography)兴起，这一人文地理研究的新思路强调“再现研究”和计量学方法。20世纪70年代人本主义地理学研究群体的崛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推动了横跨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学者不再满足于量化的客观研究，而将主观、价值、思想一同纳入考察对象，建构出具有人文精神的“地方理论”，一种辩证的、具有浓厚现象学特征的空间分析日益受到重视。“空间”与“地方”的二元关系，被统摄于一种新型的辩证法框架之下，成为解构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重要方法论武器，当代空间美学的勃兴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现象学精神共同的馈赠。 一、重新发现“地方” “地方”是与“空间”同样古老的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四章《空间》之中，指出“地方”无非仅适用于物体，由此引出两者的关系问题。空间作为物理学重要范畴之一，是“包围物体的限”，但“空间也可以说是‘在某处’，但这里的‘在某处’不是作为在空间里，而是作为在受限的物体上的限”(亚里斯多德 95)。“地方”并非独立存在的绝对空间，而是与具体物体相关联的物理边界，此论影响深远。在现代人文地理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地理学派，一直将地理学定位为空间科学。空间科学以空间模式和量化研究为手段，目的是发现空间现象中的规则，以便揭示人的活动在空间中的分布的一般过程，最终发现空间的“规律”。 与此同时，以伯克利学派的卡尔·索尔和怀特为代表，强调对地方的“独特性”和“地区区别”的研究(克朗 128-129)。1925年，索尔《地理景观形态论》中指出，“地理学的事实就是地方事实”(Sauer 321)，地理学也不必从空间规律和概念着手，而应该跳出自然科学的藩篱，从基本体验着手关注地理景观的多样性。与法国人文地理学的代表人物白兰士一样，索尔不赞同环境决定社会与文化，而文化具有解释的力量，可以形塑自然环境。因此，文化地理学的核心主题应该关注文化、文化区、文化地景、文化历史和文化生态，瓦格纳和麦克赛尔认为，文化仰赖地理基础，因为“那些占有共同地方的人群间才可能产生惯常而共享的沟通”(Wagner and Mikesell 3)。尽管哈茨霍恩《地理学性质》认为“地理学想要分析的就是随着地方而变的整合”(Hartshorne 159)，普瑞德声称“无论如何武断地定义，定居的地方与区域都是人文地理学探索的核心”(Pred 279)，怀特1947年在《未知的土地：地理学中想象的地方》一文中也提出，地方是主观性、想象性的区域(Wright 1-15)，他们都试图确定“地方”在人文地理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但呼应者寥寥。 “地方”的长久沉寂，与西方哲学的神学和物理学传统有关。埃斯科巴便指出，“自柏拉图以降，西方哲学(往往得神学和物理学之助)将空间奉为绝对、无限与普遍的，却将地方限定于特殊、有限、在地及受限的领域”(Escobar 143)，而对于启蒙理性而言，特殊性并不是价值关注的重点，特殊有限的领域只具有描述性的价值，而绝对、无限与普遍的空间才与科学法则相连。 正因为几何学的科学空间居于霸权地位，空间价值和经济理性等抽象概念压抑了对于价值、归属、生命、身体诸问题的探讨，激发出巴什拉、福柯、列斐伏尔和段义孚等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至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现象学、存在论与空间诸问题的结合，“地方”问题重新成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问题。新一代研究者从现象学汲取灵感，推动了空间的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转向，通过对位置、场所、家园、地位、立场、地域、领域、边界、边缘等一系列地方性空间概念的阐释，以人地关系为轴心，重构了文化地理和空间美学研究的范畴和对象。 对抽象化的空间科学进行反思是“空间转向”的理论起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聚焦人的社会生产，确立了人本主义的城市空间理论，他将物质资料的生产扩展到空间本身的生产，将社会空间与社会行为相结合，与那些有生、有死、受苦和能动的个人或集体的主体性行为结合在一起。与列斐伏尔批判空间科学漏掉太多丰富的人类经验相一致，段义孚也主张空间分析必须从简化与人相关的假设开始，人文主义者是以理解人类本质的各种错综复杂之处及其深切承诺作为研究起点的。 人本主义的空间研究集中于探索“场所(恋地)情结”，旨在明确空间所蕴含的人文价值。空间已超越了仅在测量活动和几何学思维控制下的冷漠实体，转变为一个被人类所感知的空间。这种感知并非基于经验主义的视角，而是通过想象力的全部独特性得以体验。由此反观段义孚一直试图避免正面定义“空间”与“地方”，而更倾向于一种经验性、主观性的描述，无疑与巴什拉空间诗学有着共同的存在论现象学的脉络，这也是左翼多有借鉴的话语策略。从威廉斯、列斐伏尔到卡斯特尔、大卫·哈维、多琳·马西，都试图摆脱流行的实证主义、量化的空间叙事，为空间注入人性价值。 在以列斐伏尔、巴什拉、段义孚为代表的人本空间论的推动下，全球化时代，空间理论和应用研究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主导范式，“空间”(space)、“地方”(place)、“场所”(local)和“文化地理学”问题成为跨学科格局的中心，“空间”与“地方”的关系日益成为文化地理和空间美学研究的主导问题之一。20世纪70年代至今，“地方”作为一个失宠的分析范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重新获得了其应有的重要性。
